二、社会契约思想与西方宪政1.社会契约思想是西方宪政最重要的思想渊源西方宪政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限权史。限制国家权力，避免其侵犯公民的权利，并使之服务于民，服务于公共利益，这是限权思想的目的，也正是社会契约思想的精华。社会契约思想是从国家权力最后归属于人民的角度来论述限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的。古代法学家乌尔曼就认为国家权力的归属问题是限权的首要问题。他把国家权力属于人民这一观点称为上升观，把权力属于神或君主这一观点称为下降观，通过这两种观点的比较，得出了上升观与下降观的分野是宪政思想能否出现的关键。他说：“如果统治阶级——不管他是教皇，国君，皇帝——自成一个等级，在每一个方面均居于最高地位，不受法律约束；而另一方面，如果共同体中的成员只是他的居民，不得参与政治或立法，只能象接受神赐一样从国君口里接受法律，那么制定宪政框架，好让子民对统治者的君王绝对意志之发挥有所箝制，的确非人殚智竭虑所能得解的。”①经过这一番论述后，乌尔曼得出结论，在神权——下降式的政府观下，不可能发展出宪政意义下限制权力之想法的。他说：“这是概念上不能的事。”②。我国宪法学者钱永祥先生在研究宪政思想起源时也指出：共同体意志的存在是宪政思想的源头，是因为共同体意志为治权提供了某种正当性依据。他考查了中世纪教会国的历史，认为整个教会国是一个共同体，它有独立的人格和意志，它不是共同体中个别成员的累积总和，也不等于最高统治者。最高统治者的治权来源于共同体内部的超自然契合。最高统治者的行为并不当然视为共同体的行为，其行为何时被视为共同体的行为，在当时唯一的鉴别方法是，统治者的行为是否有共同体授权。用教会法学家的话来说就是：“非由教会本身作为组织共同体所为之事，不可以说是教会的行为”③。其实国家也是一个共同体，政府的行为要受这个共同体意志制约是同样的道理，这个共同体的意志就体现在社会契约思想中。社会契约思想的前提是平等，自由的人们为了保障自由、安全等基本人权，进一步促进公共利益，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组成国家权力，因此国家权力的最终归属于人民大众，而不属于高高在上的政府官员。政府官员手中的权力只不过是人民授予的，其性质是一种服务权，它服务于公共利益，受制于公共利益，这是公共权力行使是否合法的唯一标准。现代意义的宪政，在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不可能出现，因为那时公权力为君主所有；即便在古希腊、古罗马那些实行民主制的城邦里，由于国家权力只属于贵族与少数自由民，宪政仍不可能出现。当国家权力最终归属于整个人民大众，人民大众成为社会契约订立的主体，而不是约束的对象时，真正意义的宪政也就产生了，因此可以说，社会契约思想是宪政的思想渊源，而宪政正是社会契约思想付诸于实践的一种理想的政治体制。没有社会契约思想，就不可能有西方的宪政文明；而没有宪政这种具体的政治体制，社会契约思想也只不过是一种假想。

　　2.社会契约思想是西方社会树立起宪政信仰的最重要的人文因素在西方社会，人们是非常崇尚宪政的。因为他们认为宪政是人类政治形态中最完美的一种体制，只有通过宪政人类才能过上最美好的生活，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得自由和平等。西方人对宪政的这种信仰之情完全可以从他们的宪法情结中略窥一班。西方人了解宪法，熟知宪法，甚至幼儿园的孩童也能诵读宪法。宪法被作为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公民权利的守护神，成为了西方社会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笔者认为正是对宪法的这种敬仰之情，使宪法成为维系西方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共同情感与纽带，也正是对宪法的这种信仰之情，才使宪法最终能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共同权威而被人们顶礼膜拜，从而让一切政治权力驯服于它，受其支配；使一切人权受其保护。总之，宪法被作为①“高级法”位于其它一切社会规则之上与对宪法的敬仰之情紧密相关。纵观西方宪政的历史，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出正是西方对宪法的这种信仰与服从推动着宪政向前发展。然而是何种原因导致这种情结呢？我们是可以从社会契约思想中找到根源的。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德国社会哲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权威理论。他说在人们服从权威的深层动机中，有一个最为基本的精神因素，即相信支配者具有某种合法性。他认为基于对支配合法性的信念之上的服从才是最稳定的服从②。宪政信仰正是人们基于对宪法及其精神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认同，才最终自愿接受其权威与约束。然而这种情结是与社会契约思想的正当、合法性紧密联系的。正是由于社会契约思想的熏陶，导致人们认为国家当然是契约的产物，国家权力的运作必须符合并推进公共利益。同时由于社会契约的这种公正性及合法性已经完全体现在宪法的条文和精神之中，宪法才被作为最高级法在社会上树起了最高权威。其次，宪法作为公民权利的契约书，是大多数人合意的产物，服从它，即等于服从自己。正是社会契约的这种自我约束性，使宪法能够得到人们的遵守。正如卢梭所说：“…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结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象以往一样的自由…”。③“人是自由的，尽管是屈服于法律之下。这并不是服从某个个人，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我所服从的就是另一个人的意志了，而是指服从法律，因为这时候我所服从的就只不过是既属于我自己所有，也属于任何别人所有的公共意志。”④这样宪法的权威性不是来自于外来的强制力，而是来源于公民内心，来源公众的共鸣，这种权威是最深厚的、也是稳定的。另外，契约的有利与功利性也促使着人们遵守宪法。因为在西方人看来，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服从宪法，就是在保障自己的权利。宪法所具有的这种功利性，既是宪法得以树立最高权威的最重要原因，也是能培育宪政信仰的最根本的因素。如卢梭所言“真正的宪法并非铭刻在铜鼎或大理石碑上，而是写在人民的心中。”⑤因为在人民心中，宪法不再是外界的强制力，而是体现了对社会契约所勾画出的美好社会制度的强烈向往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