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社会契约思想为宪政提供合理的运行机制当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时，国家权力所有者与国家权力行使者之间发生也会分离，如何建立一种制度来保障国家权力的运行体现权力所有者的意愿，而不至于发生权力的运行背离甚至走向权力所有者的对立面，这是实现宪政目的的关键。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但不可能人人都参与国家权力的行使。为解决这一矛盾，社会契约思想为宪政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运行机制：人们以契约形式来确定人民与政府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这个契约就是以宪法为中心的法律体系。首先，宪法以人民总契约形式的最高法出现，它主要从三方面对国家权力进行了限制。第一，宪法规定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权与委托。如日本1946年宪法规定：“兹宣布主权属于国民…国政仰赖国民的严肃信托，其权威来自国民…”；菲律宾现行宪法规定：“菲律宾是一个民主共和国，其主权属于人民，政府的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第二，宪法为政府权力的运行规定了道德基础，即权力的运行是为了促进公民的权利与公共利益。在美国宪法序言中就有这样的表述：“我们美国人民为建立一个更完美的合众国，树立正义，保证国内治安，筹建国防，增进全民福利并谋吾人及子子孙孙永享幸福，特制定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三，宪法规定了行政权力运行的界限。权力运动只有在它遇到界限的时候才停止下来，这个界限就是公民的权利。各国宪法无一例外地规定了公民的权利，政府权力运行不能侵犯公民的权利。如日本宪法第11条规定：“不得妨碍公民的一切基本人权。本宪法所保障的国民的基本人权，为永不可侵犯的永久之权利”。其次，社会契约思想也为宪政具体制度提供了合理的运行机制。代议制的核心在于通过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选举出自己满意的代表去行使国家权力。选举的过程是“多数表决”的过程，也是一种集体合意或者说达成契约的过程。而人民与其代表或其他公职人员之间的关系不管是理论所言的委托代理关系，还是信托关系，实质上都可以说是一种契约关系。人民代表按照权力所有者的意愿行使国家权力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执行契约的过程；而一旦代表不按权力所有者的意愿行使国家权力，人民就有权对其予以罢免、弹劾。在司法独立制度中，我们也可以感觉到社会契约的存在。政府与人民的权利义务关系，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及制约关系由宪法确定，如果这些关系在运行中突破了宪法的规定，司法机关作为独立于这两种关系之外的力量，可以独立地作出判断，并使这两种关系达到平衡。正是通过这种契约机制，才能使国家权力最终掌握在人民手中。正如洛克所言：如果统治者违反约定，那么人民有充分的合法的理由起来把他推翻。社会契约思想为宪政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最后保障机制。

　　三、社会契约思想与中国宪政宪政是一种理想的政治形态。在这个政治形态中，人是中心，尊重、爱戴、发展人的权利是一切政治制度的设计、制定及实施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以权利限制权力，权力要服务于权利是宪政的基本精神，理想与终极目标。回顾中国宪政发展的历程，自清末立宪至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颁布到99年宪法修正案“依法治国”这一治国方略的制定与实施，百年宪政，跌宕起伏。尽管在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年内，特别是90年代后，中国的宪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若以宪政的精神来衡量，中国的宪政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从宪政意识方面来看看，因过去的中国宪政采行的是一条自上而下、政府推进的路径，宪政意识的社会根基相当薄弱。人权、法治、宪法至上等宪政基本理念，广大百姓知之甚少。甚至在大部分政府官员的心中，对于宪政的某些重要概念与基本原理也只是一知半解。再从目前中国的宪政体制看，关怀人、保护人、发展人的精神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权利约束权力的机制没有有效地建立。如宪法的第62、67条，对全国人大以及全国人大常委的授权就存在授权范围过大的问题，同时现行宪法关于公民权利也规定缺乏一种逻辑体系性，导致在现实生活中，权力侵犯权利且得不到救济的情况经常发生。正如卓泽渊所说：“反观百年的法治之路：有制度的移植，少社会根据；有机械的模仿，无整体共进；有先锋的引导，少民众基础”。①笔者认为要想解决以上问题，在中国真正建立宪政，最基本的问题是要加强宪政文化建设。宪政文化是宪政实施的底蕴与基础，是将宪政向纵深推进的关键，也是一个制度能否成功确立的关键。然而如何进行宪政文化的建设，这就需要我们从中西宪政文化这一角度进行深刻的比较分析，因为宪政究竟是泊来品，它是西方文化与政治的高度浓缩与结晶。基于本文上述社会契约思想是西方宪政的源泉与基础，西方宪政是社会契约思想的具体实践这一结论，笔者将结合我国宪政文化中存在的问题比照社会契约思想进行若干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