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我国宪政文化的权利意识的建设问题宪政的问题实质上就是权利限制权力的问题。权利是宪政体制的基石，离开了这点宪政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社会契约思想认为权利先于权力，权力由权利授予。然而在我国关于权利的来源及权利与权力的关系等最基本问题一直没有正确的解决：如权利是由宪法确认，还是由宪法规定？如果是由宪法规定，那权利的源头位于何处，并且宪法规定之外是否有权利存在？如果存在，怎么处理这些权利？当权利与权力发生冲突时，谁应该优先等等。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思想认为，权利由明君赋予，权力高于权利，当两者发生冲突时，权利无条件的服从权力。权利永远处于一个不确定状态中，权利有哪些，何时有权利都由权力来随机决定。权利就如无根之草，稍一风吹雨打就面临夭折。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象生命权这样最基本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更不用说其他权利了。因此在封建社会以前，权利只是一个奢侈品，远离广大劳动人民。人民要乞求权利就只能乞盼明君。在这种社会状况下，权利意识是不可能形成的。与此同时我国传统文化还鼓吹“人人皆可为尧舜”，要以圣人为榜样，“崇公抑私”“无我”、“无私”、“无欲”。这一套道德传统，就象一付枷锁，把权利意识从人的内心世界排挤出去。私权得不到发展，公权却能肆意横行。随着封建制度的消亡，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权利与权力在目的上趋于一致，但是它们之间的冲突并没有彻底消除；宪法为公民规定的权利，公民也并没有实实在在地享有；宪法为公民规定的权利不可能代表权利的全部；宪法为公民规定的平等权、自由权、经济权等受到权力威胁时，作为权利的拥有者还不能努力去捍卫。究其原因制度上的不完善是主要因素，但是我们权利意识薄弱也不可小觑。而且制度上的不完善、不重视也最终也应归结到权利意识的薄弱上来。正如美国《独立宣言》所说的“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社会契约的权利观就象黑暗中的一道亮光启发着我们，为我们权利意识的建设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权利是与生俱来的，没有了权利，生命就是行尸走肉，与动物无异。捍卫权利，使其免遭非法权力的干涉、破坏应该而且是宪政的基础和内在动力。权利意识的培养应分两条途径。其一，权力的行使者应知道手中的权力来源于权利，应该服从权利，并用权力去保护、发展权利。这种权利意识的形成及强化将促使我们的执政党、政府在立法、行政、司法的体制设计及其权力的行使时一切以权利为中心。在立法中，有关公民权利自由的规定将进一步得到完善，大量的红头文件因不符合宪政精神而被取消；在行政权行使过程中，要自觉以权利为导向，保护并发展权利，尽量减少侵权行为的发生。而作为独立于权利与权力这两者力量之外的司法权，因其公正、正义的审判使权利得到保护，从而使其地位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抗干扰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其二，作为权利所有者，认真对待自己的与生俱来的权利，当权利受到权力非法侵害时，积极地求助于司法程序和其他维权途径，而不是惧怕权力，忍气吞声，息事宁人。

　　2、关于我国宪政文化中的限权意识建设的问题限权意识实际上是权利意识的延伸。权力来源于权利，权力受制于权利。然而权力本身具有异化性与膨胀性，不受限制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从而对权利造成妨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限权的思想几乎没有。如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尽管有类似西方幽暗意识的人性恶的观点，`然而其对付人性恶的措施是礼义教化；尽管有“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是春秋大义”①一说，表面上类似于西方基督教中所谓王权受制于天命的观点。然而中国传统中的天，实质上就是自然，而自然派生的礼义就是传统中天的化身与旨意。如此王权受制于天，实际上转化为受制于礼义，而礼义作为以血缘关系为中心的封建伦理制度，即所谓的“尊尊”、“亲亲”，或者是所谓的“三纲五常”。它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强化王权为首要目的，根本谈不上是限权。更应值得重视的是自古流传至今的对权力与权威的崇拜心理依然在广大民众中大有市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君者，过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至今，未有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②“两则争，杂则相伤害”，“两贵不相事，两贱不相使”③，这些传统的意识极大地妨碍着限权意识的生成。然而无限制的权力对权利的威胁时刻存在，并已为我国及世界各国历史所证实。如何在我国培养限权意识，需要我们首先在心理上破除对权力的迷信与崇拜。社会契约思想作为一种先验的理论，它开诚布公的宣称权力不是神秘的东西，它只不过是我们每个公民所拥有的天赋人权的一部分，我们把它让渡出来组成权力只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权利，因此权力的行使应该以权利为出发点，而且为防止权力的不合法使用应该给权力配上“马鞍”，即科学的公开的权力运行程序。既然如此，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就得到了增强，权力幕后操纵所带来的神秘感得以消除。更重要的是确保了权力促进权利的增长，从而加强了权力归属于权利的正义感。但是限权意识仅停留在破除对权力的迷信之上是远不够的，而且不管是中国长期以来崇尚的德治模式，还是制度外的群众性权力监督模式都对限权意识的建设功效甚微。因为这些对限权意识的建设都是零散的，不连续的，甚至是走过场的。限权意识的建设最终要靠制度来维持、巩固和深化。我国在这方面的工作尤其要进一步加强。尽管宪法规定国家权力机关对其他国家机关，以及各国家机关之间存在权力的分工与监督，但如何监督权力，其程序与效力如何等宪法却规定得不清楚，不明确。更令人痛心的是由于群众性监督的程序不合理，常导致了监督人惨遭打击报复。如果长期以往，只会使限权意识遭到削弱而不是得到加强。笔者以为监督制度，亦即限权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特别是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更为重要，要加强司法审判的独立性，使其成为权利与权力之间公正、正义的裁判者。这样如果每一次权利与权力的较量，都以权利得到成功保护为结局，那么权力服务于权利，权力受制于权利这一限权意识将会成为公理而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认可，从而为我国宪政的顺利开展铺平了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