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放任性的行为导向。它是指究竟做出何种行为选择，完全由法律主体根据法律的规定和自身的需要情况做出选择。对法律而言，它所采取的唯一态度就是放任这种行为。所以，行为主体的自治和法律态度的放任形成这种行为的内部和外部动力。放任性行为就是权利行为，它主要针对着权利规则。但在法律上，权利既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隐含的。特别是自近代以来，法治国家形成了著名的权利推定原则，即“凡法律未禁止者皆可推定为权利”。它宣告了法外权利法内保护机制的产生。从而使人们可选择的空间被大大扩展。这一原则得到世人公认，在我国，只要建立法治国家，这也是迟早要被确定的法律原则。说明这些，是为了进一步指出在现代社会，随着主体素质的不断提高以及社会控制方式的文明化、民主化和科学化，放任性的行为导向在法律世界会越加突出其地位。从而它成为法律规范中行为导向之骨干，也标志着主体自治力量在现代法律中的地位越重。

　　其次，倡导性的行为导向。尽管某种行为法律主体完全可以自治地选择，即纯粹属于主体放任地选择的领域，但法律规则出于弘扬一种普遍的社会道义，对于选择高尚行为者通过特定方式予以倡导。这主要针对社会美德行为而言。如面对一些流离失所者，除了国家的救济责任之外，公民个人会面临选择，从权利视角观察，公民既可以选择无动于衷（法律不能强迫其表现出同情心），也可以选择慷慨解囊。对这两种不同的选择，站在法律和国家对整个社会具有风化功能的立场上，则国家对后一行为应当有所表示，这种表示就是通过特定方式以倡导之。“见义勇为条例”在一些地方的出台，就是国家或地方政府在法律上对其做出的倡导性措施。这可以有效防止或减轻在一个权利社会所出现的“过度权利化危机”。

　　再次，必行性的行为导向。这是指根据法律规则，法律主体必须做一定的行为，而不能对该种行为要求做出自治的取舍。一个社会要建立一定的秩序，就必须要求它的全体公民有所为，有所不为。法律规则中必行性的行为导向就是对人们必须有所为的规定。在法律规则种，凡出现“应当……”、“必须……”、“只能……”、“有……义务”等词汇结构表达的场合，就意味着是必行性行为导向存在的场合。一般说来，必行性行为导向主要指向作为性法律义务。它表明，在法律规则的相关规定面前，人们必须做某种行为。如果人们不能做到这种行为，那么，必然的逻辑结局是接受国家强制力量的强制，以“帮助”其实现必行的行为。

　　必行的行为（义务）既可以是法定的，也可以是约定的（如合同义务），但即使约定的义务，要在法律上具有必行效力，就必须符合法律规则的基本要求。除作为性法律义务之外，法律权力规则和责任（职责）规则也是必行性规则。这是因为权力及与其相关的责任所关涉的是在其管辖范围内的全体主体的利益，因此，权力主体无权放弃之。

　　最后，禁止性的行为导向。它是指根据法律规则，法律主体必须不得做某种行为。凡针对该规定积极地做出某种行为，则意味着对该规则之行为导向的违反，构成违法行为，须接受国家强制力之强制。在法律规则中，凡出现“禁止……”、“不得……”、“不允许……”等词汇结构表达的场合，则意味着是禁止性行为导向存在的场合。禁止性行为导向所指向的内容一般是对全体社会有害的行为。就法律规则而言，禁止性的行为导向适用于不作为的义务规则。其他所有规则都不能采取禁止性的行为导向。

　　第三，处置措施。所谓处置措施，是指法律规则对行为人在法律上的行为所采取的态度。法律总要付诸实践，但在实践中，有些人的行为是合法的，有些人的行为是违法的……那么，对这些行为在法律上如何对待？法律规则总要有一个态度，法律规则的这种态度就是法律规则要素中的处置措施要素。处置措施根据不同标准。具体有如下两组四方面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