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贸易实践及其浅析

　　在关贸总协定及其作为代替其职能的WTO建立以后，各个国家开始在“消除贸易壁垒，推动全球自由贸易”价值目标的指引下制定自己的国家贸易政策。美国作为世界上市场最开放、最少贸易壁垒的国家声称自己将全面履行 WTO项下的各项义务，最终推动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的建立。但是，仔细分析美国近些年的国内贸易立法和国际贸易实践，我们很难将其奉为“捍卫WTO价值目标的楷模”。

　　在美国的贸易法中，随处可以洞察到他们以国家利益为主的对外贸易理念。从实施贸易保障措施的“201条款”，到对因进口产品增加导致工人失业而对美国产业工人进行的贸易调整援助；以及为商业界人士和法律界人士所熟悉的，美国对付外国的贸易壁垒和不公平行为的“301条款”。

　　具体到真实的案例，我们对于美国贸易政策的立足点将会有更加深刻认识。最为著名是美国与日本之间关于汽车贸易的马拉松式的谈判。在这场争论中，美国政府和美国汽车制造商声称，日本不公平地限制美国汽车和汽车配件对日本的进口和销售。实际上，美国政府对于日本的这种指责，主要源于90年代初，美国与日本总共 62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而在这62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中，有360亿美元源于汽车贸易。而在日本销售的汽车中，美国汽车所占分额不到3%.显然，这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且正在崛起的日本汽车工业对美国的汽车行业也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尽管日本通过自己的竞争实力和国内政策优势所取得在汽车工业的巨大成就，并没有违反WTO的协议，但却是美国政府所不能容忍的。1995年，美国贸易代表要求日本同意开放其汽车市场。美国政府坚持要求日本的汽车制造商答应购买一定数量的美国配件；增加在美国产的日本款汽车，并增加经营美国品牌的日本经销商的数目；日本政府还必须改革日本的销售制度，并同意通过贸易展览和展销，帮助美国汽车的市场营销和宣传等等。假如日本不能达到美国的要求，等待日本的将是出口到美国的日本豪华轿车征收100%的惩罚性关税和60亿美元的贸易制裁。最后，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政府屈从了美国的“不合情理的要求”。[1]克林顿政府将汽车工业谈判的成功视为美国能够“管制”与日本的贸易关系的一种标志。后来，美国又将这种方式成功的运用到与日本的半导体协议。而实际上，大部分真正的“自由贸易者”都反对采用“受管制的贸易”。事实上，在这个案例中，美国强加给日本的必须购买一定数量美国配件的“协议”，是一项基于结果的策略，这样作造成了日本对欧洲、墨西哥和其他配件供应商的歧视，这也把美国放在了违反自由市场原则的“贸易管理者”的位置上。假如由于日本后来没有屈从于美国的压力，而被美国制裁的话，美国的这种做法将会由于没有得到世界贸易共同体的同意，而破坏世界贸易制度赖以建立的合作与谈判精神。这也使得美国为其边缘政策在将来的贸易关系中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实际上，美国的贸易法是被用来实施美国的贸易政策，特别是国家利益的工具。这些政策由国会和总统制定，经常是在对某个议题进行了长期的公共讨论之后做出的。这些讨论常常围绕着美国的经济与政治目标而展开的。在这种目标指导下而制定的对外贸易政策不仅可以加强美元的坚挺程度，迫使外国允许美国的商品自由进出他们的市场，而且可以用来鼓励与政治盟友的贸易，或用来阻碍与潜在敌人的贸易。比如，美国国会可以对来自非民主国家或侵害人权的国家的商品征收高关税，甚至禁运；也可以禁止一切与支持国际恐怖活动的国家，或支持非法毒品贸易国家的贸易等等。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指责美国的贸易政策过于政治化，美国的贸易政策时常沦为其对外政策的牺牲品。这些国家指出，在这个政局不太稳定的世界中，如果把贸易作为实现对外政策的工具，贸易会受到不良影响。但是，在美国人看来，他们本来就不是WTO “自由贸易，无歧视贸易”价值目标的忠实捍卫者，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这些是值得牺牲的。上面我提到了美国贸易法中为人熟知的“霸王条款”——301条款。该法案单方面授权美国向其他违反了WTO协议、不公平地限制美国的商品或劳务进口，坚持不合理的或歧视性的政策或行为的国家征收报复性关税。虽然许多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争端美国最终都没有运用到“301条款”中的贸易制裁手段，但是，这种法规的存在赋予了美国贸易代表解决贸易争端和避免贸易战的“谈判筹码”。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也都批评301条款（特别是超级301条款）是单方面的“强权”策略，他们显然违反了全体成员国（包括美国在内）同意通过 WTO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贸易分歧的承诺。各个成员国现在也正在向美国施压，要求美国不能在没有WTO授权的情况下使用301条款。但是，既然在对伊拉克的军事打击中，美国可以绕过联合国单方面采取行动，那么，为了国家的利益，美国又为什么不可以绕过WTO来实施贸易报复呢？看来，美国是黑格尔哲学精神最忠实的捍卫者，“在世界历史上，只有那些形成国家的民族才能受到我们的注意。因为必须理解，后者是自由的实现，即绝对的最终目的实现，它是为自身而存在。而且还必须理解，人类所拥有的一切价值—一切精神的实在，都只能通过国家才拥有……因为真理是普遍意志和主观意志的统一；普遍意志一定要在国家、在它的法律、在它的普遍和合理的安排中，才能被发现。国家是地上存在的神的理念”。[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