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计算的基准依据不同（相对社保型工亡一次性补助金而言，如果事业单位也参加社保工伤保险，这种区别将不存在）：因公死亡的一次性抚恤金的计算基准为“本人生前月工资”；社保型工亡一次性补助金的计算标准为“本市上一年职工月平均工资”或“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注：《工伤保险条例》）”，行业社保规定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计算标准为“上年度全路企业职工月平均工资（注：《铁路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由于行业与行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职工与职工之间工资多寡差异较大，因此社保采用了同一地区或同一行业采取同一标准的模式，这样相对公平。但从补偿幅度讲，社保幅度要大于政策文件规定的幅度。明年1月1日施行的《工伤保险条例》，最高可达60个月，这就远远超过了1994年《人事部、财政部关于工资制度改革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计发问题的通知》规定的20个月，加上丧葬费，最多可多出26个月，高达65%.

　　对于因公死亡的“抚恤金”与政策型因工死亡的“一次性补助金”从属性上讲实际上是一回事，即因公（因工）死亡的补偿。

　　从实际发放操作来看，从事人事劳资管理部门、社保机构以及他们的从业管理者，均认为抚恤金与工亡补助金的发放的对象是死者的直系亲属。他们习惯认为，抚恤金与工亡补助金死者的亲人都有份，随之产生了一个问题，即这“份”是多少，是均分还是有所区分？由于缺少政策依据，最后多数人接受“遗产假说”的观点，即将此看作为“准遗产”，按我国《继承法》的规定办理来处置分配“抚恤金或工亡补助金”。

　　这样的作法基于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抚恤是国家福利待遇，是国家给死者家属的关爱，是精神安慰而不是赔偿；二是，减少不必要的纷争，化减矛盾，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单位领导与管理者的工作难度。

　　由于我国法律长期以来基本不支持精神损害或者精神损失赔偿，至今也没有任何法律明确地直接规定民事精神损失赔偿（除原侵犯肖像权外）。而行政法规、政策规定根本就更不可能涉及此精神损失赔偿。对于“抚恤金或工亡补助金”制定政策者理论上是将此纳入了精神赔偿范围，但未明确表述，而在实际操作上却按“遗产”借《继承法》而完成。从法律角度上讲，由于是政策规定，因此“抚恤金与工亡补助金”本身不具有法律属性，是在发放操作中人为的赋予了“继承法属性”，至此我们无法继续讨论下去。但现实民商问题中，日益出现了大量的“死亡赔偿金”、“死亡补偿金”的归属纷争，由于没有法律规定，不少当事人之间发生诉讼，迫使人民法院作出裁决。

　　到了2001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终于公布了法释〔2001〕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作了司法解释应当说它不具有立法功能或造法权，但它占据具有我国法律组成部分的属性优势，目前司法解释造法情形日益增长。该《解释》不但公开承认了民事侵权精神损害与赔偿，而将“死亡赔偿金”与“残疾赔偿金”人为地归入了精神损害赔偿之列。该《解释》这种确认固然有它的合理性，但如果简单将“抚恤金或工亡补助金”也视为精神损害赔偿之列是不妥当的。该《解释》公布施行前，《民法通则》对人身伤害抚慰金赔偿制度没有作出规定，此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国家赔偿法》等陆续制定了赔偿死亡补偿费或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但是，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理，这些规定显然不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而且上述抚慰金赔偿制度只规定了致人死亡和残疾可以适用，对于一般伤害，无法以此救济。该《解释》确立其他情形的精神抚慰金赔偿，对上述法律、法规未予提及的身体权也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保护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由于“死亡赔偿金”与“残疾赔偿金”两者是因民事侵权行为而致，因此该《解释》使用了“赔偿金”，虽然，前面所涉及的“抚恤金或政策型工亡补助金”没有加害人和加害行为，而两者与“抚恤金或政策型工亡补助金”实质属性是一样的，根据该《解释》精神，“抚恤金或政策型工亡补助金”也属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观点为大多人事劳资管理者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