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现行的集权模式的主要问题是，在集权与分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上存在矛盾：集中财力，解决分配秩序混乱和财力分散的问题，迫切要求实行集权模式：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保障公共物品的有效提供，以及各部门、单位的特殊性，则要求财力的相对分散。从总体上看，综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的各种因素，应在实行集权以后再实行适度的分权，这大概是我国较为适当的一种改进路径。

　　分税制作为一种分享税制，必须使中央政府与相关的地方政府能够有效地分享社会财富。对于“分税”的理解是不同的-究竟是应分税款，分税种，还是应当分税权？从法律上讲，非常重要的要分税权。因为税权是根本，是税权带来税款，是税权影响到税种的确定。而在分税权方面，最为重要的是分税收立法权。如果能够把税收立法权分配得当，则其他税权的配置，都会相对更容易，也更顺畅。

　　（二）分享模式及其问题

　　在横向分权方面，我国的税收立法权实行的是分享模式，并且，就立法的现实来说，恰恰是中央政府在大量地行使税收立法权。从严格的税收法律主义的角度说，这是违反“议会保留”原则或“法律保留”原则的。对此用“授权立法”的理论来解释是乏力的。因为即使在实行分享模式的情况下，也必须强调立法机关作为税收立法主体的地位，而不能由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越俎代疱，否则至少在理论上会造成对国民财产权的侵犯，这与依法治国或依法治税的精神是大异其趣的。

　　不容否认，政府立法有其可取的一面，但从立法权的保留来看，国家立法机关应当保留在税收等重要领域的立法权。我国的《立法法》尚未出台，但从该法的草案及各国的通例来看，国家立法机关应当是重要的税收立法主体。有关税收的立法权力一般是立法机关的保留权力。

　　从我国未来税收立法权的横向分配来看，由于宪法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均享有立法权，因此，实行分享模式是不会改变的。但由于税收立法存在着特殊性，因此，人大及其常委会应逐渐成为税收立法的最重要的主体，从而改变目前国务院及其职能部门作为税收立法主要主体的局面，这既是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也是依法治税的要求，是未来一段时期需要努力的重要方向。

　　三、结论

　　本文依循从国际层面到国内层面，从广义到狭义，从应然到实然的路径，简略地分析了税权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的参照系中的外延和内涵，从而力图逐层找寻其在不同向度上的坐标，以期对其定位有一个概略的把握。在此基础上，本文又分析了狭义的税权，即国家税权的分配问题，尤其重点分析了税收立法权的分析问题。通过这些分析，不难看出，税权的定位是一个甚为复杂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而必须作出具体的分析；同时，对于税权的分配，也必须考虑到体制和法律上的综合配套，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特别是要结合近期和远期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律进步的程度，来作出综合的判断。

　　无论是狭义的税权，还是广义的税权；无论是国际层面的税权，还是国内层面的税权，值得学界深入研究的问题还非常多。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非常有利于提升税法研究的理论水平，也非常有助于大量的现实问题的解决。同时，这种研究也有助于促进宏观调控法乃至整个经济法的研究，从而有助于促进经济法学的繁荣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