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实是俄国农民学家恰亚洛夫“人口分化”理论的一个推论。根据恰亚洛夫的理论，小农家庭劳动供给和消费需求的变动可以用劳动人数对消费人数的比率（P/E ）变动来确定。当家庭中只有一对新婚夫妇时，劳动人口和消费人口相等，P/E 的比值达到最大值1 ；随着孩子的不断出生，消费人口增多，P/E 值不断下降，直到孩子成长为半劳力，P/E 值才会反弹。如果孩子们全部成年，老人也不丧失劳动能力，P/E 值最终会反弹到1 （恰亚洛夫， 1996：第一章）。

　　显然，根据中国的实际，这个理论的细节还要作些修正。比如在中国传统的父子轴（father-son unit ， Shiga Shuzo 1978）联合家庭中，P/E 值可能在儿子长成娶亲，而父母尚未丧失劳动能力时达到最大。然后，随着父母的衰老和新生儿的出生，P/E 值不断下降，直到父亲故去，儿女长成才出现反弹。如此循环往复。*** 关于恰亚洛夫理论对中国小农社会的适用性，参见黄宗智，1986：11-12 ；1992：5-10. 但是，中国缺乏恰亚洛夫用以证明其理论的长达30年的，由职业统计学家给出的统计材料，这一点对在中国证实该理论产生了不少困难。柳柯（柳柯，1990）根据1964-66 年间“四清”运动中调查得来的口述家史资料报道了北京郊区八角村1949年前50年的经济变迁，可以参看。另外，关于P/E 值的变化导致家庭经济状况的好转或恶化，我的家乡陕西千阳流传过这样的谚语：“穷生五子而富，富生五子而穷”（1995年春节调查）。**

　　当然，我们关心的仍然是这种循环对村级土地市场上的交易产生什么影响。在俄国实行份地制的地区，恰亚洛夫用统计材料证明了，农业活动量（在统计上用播种面积表示）的大小依赖于家庭规模，亦即P/E 值大的家庭，其播种面积亦大，P/E 值小的家庭，其播种面积亦小。俄国的份地制和地多人少、土地供给弹性大这一点可以使播种面积（广义地，经济活动量）随家庭规模及P/E 值的变化而随时变化。但在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国家呢？恰亚洛夫猜测：“土地的买卖可能也是土地利用量得以调节的一个途径。”（恰亚洛夫，1996：39）

　　我认为恰亚洛夫的猜测是正确的。当然，随着家庭规模和P/E 值变化而调节经济活动量的办法很多。在农闲时从事手工业和小商业就是一种。调节土地利用量的方法，除了土地买卖外，还有土地租佃。不过，这里我们主要用恰亚洛夫的理论来解释村级市场上活卖的流行。

　　我认为，村庄中每个小农家庭可能都在人口方面遵循恰亚洛夫循环，但各家各户并不处在同一节律，这导致了土地不断从P/E 值小的家庭流入P/E 值大的家庭。当然理论上绝卖也可以完成这样的功能。但活卖在这几点上优于绝卖：

　　（1 ）我们已经知道，中国传统农业中，土地已经高度细零化，然而土地面积低于一定数额便不利耕作。以活卖价为绝卖价1/2 计，则同样的金钱活买可以买到两倍于按绝卖价买的土地，从而避免由于一次总付费过重而使一块土地分卖多人，造成耕作困难；

　　（2 ）在土地转移后，买卖双方家庭的人口分化和经济状况的变化也可能是不确定的，如果卖方的经济状况并无好转或继续恶化（P/E 值持续降低），他可以用加契找贴的办法补足原价，继续用之于消费，如果好转（P/E 值增大），则一般以原活卖价赎回土地，投入生产，而绝卖没有这样的灵活性；

　　（3 ）在土地的村级市场上，由于人口流动性很低，双方都不必担心这种活卖关系延续太长而另生枝节。土地的村级市场使得活卖（一种长期契约）并未付出长期契约一般要付出的高额交易费用，同时又发挥了随各家家庭规模变化来调节其经济活动量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