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看华北的情况。根据罗崙、景甦的调查，山东章丘县太和堂李姓地主，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这145 年间，共购进土地515.92亩，立契105 张，平均每次买进4.91亩，最大的两笔交易都发生在同治七年，每笔30亩，最小的一笔交易仅0.11亩（据罗崙、景甦，1985：65-68 表计算）。

　　再看南方的情况。徽州休宁朱姓地主，从康熙五年（1666年）到道光8 年（1829年）164 年间分73次购进田、园、地、山共108.099 税亩，平均每次1.48税亩，分25次购进田皮、山皮共47.632税亩，平均每次1.91税亩（实际亩数可能比税亩偏大）（据章有义，1984：88-89 表计算）。

　　赵冈、陈钟毅的研究表明了同样的状况：“遂安县同治元年至十三年的归户推收册，登记了境内这十三年中所有的土地买卖交易，这个推收册大概是境内某部或某区的登录，但没有写明地点。册中记明在这十三年中有三百余户有土地买卖交易。我们随机推选一百笔交易，每笔平均0.59亩。从时间上来看，每年平均有二十余笔交易。另一本遂安县归户推收册包括光绪元年至三十二年这一段时间境内的土地买卖交易，随机抽选一百笔，平均每笔0.91亩，第三本遂安县归户推收册包括光绪元年至三十四年，推选一百笔交易，平均每笔交易1.46亩。……另外还有一本县名不详的归户推收册，包括时间较长，从光绪二年到民国五年，土地交易的笔数也很多。我们随机抽选三百笔，得出平均每笔交易面积1.56亩。”（赵冈、陈钟毅，1982：220-221 ）

　　这种状况在本世纪中叶土地改革之后仍维持着。据1954-55 年调查，河北通县田家府村从1951年1 月至1954年底4 年间，共发生土地买卖29起，平均每起交易面积3.75亩，典当7 起，平均每起3.14亩。大多数交易是在村内或邻村之间完成的。29笔土地买卖中，买方或卖方是外村人的14起，余下15起买卖均在本村人之间进行。7 起典当土地事件中交易双方均是同村人（林子力等，1955）。

　　然而用土地交易的小额化与细零化来推断土地交易大多在村级土地市场上完成，仍嫌不够。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直接的证据。*** 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地主马维新在村级土地市场上的买、典个案，参见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1980 ：24-88.**这方面，由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门于三四十年代在华北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所做的调查可能会对证实或证伪“村级土地市场”这一论断提供详实的材料。关于这批材料的用法，请参阅黄宗智已出版的两本中文著作（黄宗智，1986，1992）。

　　三、土地交易中的契约与习惯

　　上文指出：近代农村土地交易，尽管总的交易量很大，但因为每笔交易额数都很小，买卖的频率可能很高。上文的第二个结论是，这种高频率、小亩数、细零化的交易，大部分是在村级市场上完成的。

　　村级市场包括和本村人的交易，以及和邻村人的交易。正如上文所说，有清以来，土地交易中暴力因素的减少，使得市场的作用空前地加强了，相信大部分交易都采取了书面契约的形式（杨国桢，1988）。但是，这种村级市场并不等于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所描述的那种完全竞争的市场，那里买卖双方只对唯一的市场参数-价格作出反应。在村级土地市场中，交易者本身即处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之中，“家族关系、互惠原则、礼品、道德以及诸如此类的因素无不起着重要的作用”（黄宗智，1992：94）。

　　关于土地交易中的契约与习惯，前辈学者已做了大量的工作。我的研究特别倚赖杨国桢对明清两代土地契约文书的研究（杨国桢，1988），以及周远廉、谢肇华根据清代乾隆朝（1736-1795 ）刑科档案题本所做的土地交易制度的研究（周远廉、谢肇华，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