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根据草案的规定，反垄断委员会缺少实质性的权力，尤其是规则制定权，只能起协调作用。同时，由于权责划分不清，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对于各自管辖权边缘地带的新问题，也难有制定规则的积极性。因此，可以预见，对于反垄断领域的新问题，整个执法体制必然陷入被动的应急反应模式，很难预先通过规则提供明确的指引，其结果是全社会需要为这种不确定性支付额外的成本。

　　简单对比就可以发现，草案设立反垄断委员会带来的好处是潜在的，而其弊端则非常现实。如果不能解决因为设立反垄断委员会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其潜在利益肯定无法实现。

　　更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只要反垄断法维持分散执法的格局，就必然会出现管辖权的交叉、重叠或空白等现象，使权责划分出现剪不断，理还乱的困境。面对这种情况，法律起草者只能有两种选择，要么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法律中做出明确的划分，要么法律不做规定，交由法律实施机关去个案解决问题。显然，草案的起草者采用了后一种策略，不但没有细分不同执法机关的管辖权范围，还通过第四十四条第2款确立了权力共享型的执法体制。这种执法体制的最大风险，在于容易出现多头执法或者无人负责的局面，设计一个反垄断委员会并不能实质性地减少这种风险。

　　真正的法治，既要重视立法阶段主权者意志的清晰体现，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明确的指引，又要重视法律实施阶段的利益平衡，以填补立法疏漏。在我国，由于各方面现实利益的制约和立法技术的限制，往往会出现“二传手”式的立法，立法机关回避焦点问题和责任，把难题都留给法律实施机关。但是，等到了实施阶段，才发现问题更多，更难解决，法律实施机关不得不重新要求修改法律，由此开始新一轮的循环。要跳出这个怪圈，立法者必须更多地承担责任，提高立法的水平。就草案而言，显然应该改变立法思路，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现行相关法律的规定，对不同问题或者领域进行细分，一个问题或者领域由一个部门负责执法，构筑明确的分权执法体制。只有无法分权的时候，才构造权力共享型的执法体制。没有明确、具体的权责划分，草案怎么看都不像是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而制定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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