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根据通则第7.1.4条“不履行方的补救”14的规定，终止合同的通知还将有可能因有效的补救通知而中止。受损害方当事人在补救期间有权拒绝履行其合同义务。如果不履行已得到了补救，终止合同的通知就不再有效。如此，UNIDROIT Principles的规定也提供了类似UCC以及CISG中有关中止履行权、“提供充分履约保证”环节类似作用的机制，兼顾了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保证了交易的安全性、稳定性和效率性。

　　从以上对UCC、CISG以及UNIDROIT Principles对预期违约制度相关规定的分析来看，尽管它们具体规定行文不尽相同，条文间变化甚多，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其间的共性：（1） 明确履行期届满前的履约威胁可视为履行期届满的违约，但须满足一定的条件；（2） 在给予债权实现受到威胁的债权人以不同的救济手段的同时，都注重适用条件的严密性、逻辑性和公平性。突出有两点， A、对于默示预期违约的情形，由于存在主观判断的前提，都有给相对方提供履约保证机会的要求，从而使得对相对人的“预期毁约”的判断标准得以量化，更具客观性。B、对于解除权的行使，都规定了较严格的限制条件，通常都须是对相对方预期违约的情形能十分确定的情况下（通常还要求是对合同重大义务的毁弃），当事人一方才得以援引（而这种十分确定的情形一般都借助是否“提供担保”这一事实进行确认）。

　　综上，对预期违约的救济情况似乎可以粗略地概括为：

　　二、 我国《合同法》第108条对预期违约制度的规定及其缺陷

　　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制度形成、发展至今已较为完善，我国在引入预期违约制度的时候，结合我国法律实际环境加以调整、变化是应该的，但这种调整的结果至少要保证制度本身的周密性、逻辑性以及可操作性。与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制相比，我国《合同法》第108条的规定至少存在如下几点缺陷：

　　1、 默示预期违约的适用范围被缩小。

　　第108条对默示预期违约的规定以“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表述行文。这就意味着第108条调整的默示预期违约只是当事人以自己行为表明届时他不会或不能履约的一种情形。而默示预期违约的其他情形，像当事人履约能力有严重缺陷、丧失商业信誉等客观情况而将使合同履行受到威胁，就不能适用第108条。而根据我国《合同法》，像出现上述当事人履约能力有严重缺陷、丧失商业信誉等客观情况，似可以适用《合同法》第68条。

　　“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履行：（一）经营状况严重恶化；（二）转移资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三）丧失商业信誉；（四）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当事人没有确切证据中止履行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第68条对合同当事人经营状况严重恶化、丧失商业信誉等对合同履行将构成威胁的情形作了细化。但如果说第68条关于不安抗辩权的规定刚好与第108条相互补充，那是不确切的。因为须是有先为给付义务的当事人才有权根据第68条行使不安抗辩权。这样，《合同法》至少对于后履行义务方的合同利益的保护不周密而有失公平。

　　2、 对默示预期违约没有“提供充分履约担保”的要求。

　　从第一部分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对于默示预期违约的情形，“提供充分履约担保”的要求是至关重要的，而第108条，甚至具体规定了解除合同权的第94条第2款都没有对此作出规定。欠缺“提供充分履约担保”要求的规定：（1） 将使预见方的判断主观性过强；（2） 相对方没有一个缓冲空间，而使其直接面对预见方可能寻求的包括解除合同在内的救济。这对于相对方合同利益的保护是有失公允的；（3） 更进一步的是，依据第94条第2款，默示预期违约情形下，只要预见方自己判断对方以自己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预见方只要通知对方即可解除合同（关于通知的规定见第96条）。尽管第96条规定，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但总体而言，对预见方解除合同权的限制还是很少，很有可能导致解除合同权的滥用，不利于交易秩序的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