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者在对附条件法律行为进行考察时，其着眼点常在所附条件的外部特征上，少有对所附条件在附条件法律行为中的地位进行探讨。因而对条件在附条件法律行为中的法律地位问题几近学说空白，导致在一些关于条件可否变更及变更后对附条件法律行为影响的案型的效力认定等法律问题悬而难决。从法理推论，附条件的法律行为的性质是一个法律行为，所附条件并不具有独立性，仅是法律行为的组成部分，因而条件的变更也就是法律行为内容的变更。

　　[关键词]附条件法律行为、条件、意思表示

　　一、案件基本事实和问题的提出

　　1993年10月15日，上海长兴实业总公司（下称长兴公司）作为土地方与上海建设工程联合公司（下称建设公司）作为投资方签订了《三门路多层住宅小区联建协议》。约定：长兴公司提供土地和建房指标，建设公司承担建设资金以及前期费用共计人民币5680万元，两家公司联合开发5.4万平方米的住宅。

　　1994年4月8日，建设公司以引资方式又与上海万国企业发展公司（下称万国公司）签订协议，约定万国公司承担项目建设所需资金，万国公司先后投入人民币5791.75万元。后因建设公司无力继续开发，又与上海建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建联公司）签订接盘《协议书》，约定由联建公司受让系争项目，建设公司的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给联建公司，项目开发由建联公司继续履行，并由建联公司承担整个合同履行期间的全部法律责任。

　　1996年2月28日，上述建设公司、长兴公司、万国公司和建联公司四方签订转让《协议书》，就项目由建联公司接盘事项达成协议。其主要内容是：建联公司接盘继续开发并负责返还万国公司全部投资款，协议自建联公司先行支付人民币1000万元时生效。转让协议签订当天，建联公司即向万国公司支付了人民币900万元，万国公司则在签收时书面同意转让协议生效。项目转让后，建联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办理了有偿使用土地及房屋预售许可手续。因建联公司到期未支付其余款项，万国公司起诉法院，要求建设公司、建联公司和长兴公司共同返还剩余投资款及利息。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转让协议所约定的条件未成就，故尚未生效，判由建设公司返还万国公司的剩余款计人民币4891.75万元及相应利息，建联公司负连带责任。一审判决后建设公司和建联公司均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建设公司上诉的主要理由认为：转让协议所约定的生效条件已由债务受让人建联公司和债权人万国公司协商一致改变，故所附条件已经成就，要求确认转让协议有效，同时认为债务已经转移，要求由债务受让人建联公司单独承担全部债务本息的偿还。

　　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撤销原判，判定转让协议有效，判由债务受让人建联公司单独偿还全部本息共约人民币7500万元。

　　本案的系争点为转让协议是否生效，即所附条件是否成就。一、二审法院也正是基于对该协议所附条件的成就已否而作出相反之判决。这给我们提出了以下法学问题：即条件在附条件法律行为中的地位问题；附条件法律行为性质问题和所附条件是否可以变更及变更后对附条件法律行为的效力影响问题。

　　二、意思表示与法律行为的关系

　　对上述法学问题进行探讨，首先得厘清意思表示与法律行为的关系。普遍认为，法律行为概念是19世纪德国法学的产物，并被《德国民法典》首创运用，为民法典中最抽象的法学概念之一。后世继受大陆法系之德国脉的各国民法都秉承了此概念，我国也不例外。[1]法律行为概念的抽象而出来自于近代私法的发达。私法强调允许个人自由决定法律关系，使人们的私法生活具有全方位的自由气质，法律行为概念正是德国法学家创设来表彰这种自由气质的工具。但开始使用这一概念时，人们对其内在构成要素并未认真地探求，仅笼统地表示其是自由追求法效果的行为。德国学者海瑟（Heise）在1807年的《民法概念-潘德克吞（Pantekten）学说教程》一书中第一次揭示了法律行为具有“意思表示”属性。[2]历经德国法学大儒萨维尼、温德赛和拉伦茨等演绎，最终确立了意思表示为法律行为的本质要素，为法律行为的具体适用提供了理论基础。现代法学一般将法律行为解释为：以意思表示为要素，因意思表示而发生一定私法效果的要件。[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