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陈述性登记确定财产，也是法的第二性的体现。法的技术是选择的结果，法选择了一种更易于操作的判断技术。随着智力劳动在法律判断中作用的削弱，法律关注的焦点日益转向权利对象本身。

　　3.商标权的出现，瓦解了智力劳动对知识产权的统一功能。

　　在知识产权诸分支中，商标权的出现晚于智力成果权。人们曾有一度以商标不具创造性为由，反对把商标权作为知识产权对待。英国1862年商标法草案的起草者Hindmarch坚决反对商标权的独立转让。他认为，商标与专利、版权不能类比，书籍和外观设计是“被创造的财产”，而对于商标，“我们没有创造任何新事物，只是对我们承认的权利提供了一种新的保护模式而已。”（注：Brad Sherman、Lionel Bently：《The making　of modern intellectual property-the British experience，1760～1911》，第171页，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英国学者评论美国1878年的Leidersdorf v.Flint案时指出，该案判决之所以认定美国宪法没有授权国会制定商标法，主要是因为商标的非创造性。（注：Brad Sherman、Lionel Bently：《The making of modernintellectual property-the British experience，1760～1911》，第170页，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注52.）根据Brad Sherman和Lionel Bently的考证，商标进入知识产权领域出于很多偶然因素：商标与专利领域存在共同的职业团体，许多专利代理人兼任商标代理人；19世纪80年代出现了“工业产权”的概念，以“工业”为纽带，商标权与专利权联系在一起；19世纪后期许多双边的商业条约同时涉及商标、外观设计和模型；商标法在形成的过程中，专利法、外观设计法和版权法提供了类比的模型，用以解释商标法的原理，商标的登记制度、商标法的立法语言和结构，都受到智力成果权的影响；有些商标被当作外观设计或作品登记等。（注：Brad Sherman、Lionel Bently：《The making of modern intellectual property-the Britishexperience，1760～1911》，第168～170页，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可见，商标与专利等智力成果权的共性，除了“工业产权”概念的桥梁作用外，最初并不是通过一个明晰的逻辑基础连接的，更主要的是在规范意义上，智力成果权制度提供了很多类推的基础。例如，人们注意到，商标登记与专利和外观设计登记在许多细节上几乎是相同的，为了保证新的商标登记机构的有效运作，有必要以专利局为模仿对象。（注：Brad Sherman、Lionel Bently：《The making of modern intellectual property-the British experience，1760～1911》，第198页，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注16.）换言之，在第二性的角度，商标与智力成果有统一的理由。商标的非智力特征，没有阻碍商标权在制度上与智力成果权的统一。至少在19世纪80年代，商标法已经被公认为知识产权法的组成部分。（注：Brad Sherman、Lionel Bently：《Themaking of modern intellectual property-the British experience，1760～1911》，第197页，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注6.）这必然会反过来淡化智力劳动在统一知识产权制度方面的功能。

　　三、启示

　　综上，Sherman和Bently得出了知识产权的统一基础“从智力劳动到权利对象”的结论。至于权利对象的共性是什么，Sherman和Bently认为是“无体财产”，我们未必认同这个具体结论。最有价值的是，“从智力劳动到权利对象”为我们探索科学的知识产权概念指明了方向，知识产权之所以成为独立的权利群，其连接因素不在于权利产生的劳动过程，而是权利对象自身的共性。商标法为什么能够借鉴智力成果权制度？因为商业标记和智力成果在构成形态上是相似的（如何概括这种形态，仍有争议，我国有无体财产说、信息说、信号说、形式说等观点）。只要财产形态相似，支配财产的行为必然相似，于是可以适用相似的行为规范。法是行为规范，因此，权利对象的共性足以支撑一个独立的法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