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分析表明，用智力成果统一知识产权，只是体系化的阶段性成果，并且这个阶段早已被超越。至于为什么智力成果权说的权威地位犹存，也许和“知识产权”的命名有关。据学者考证，“知识产权”一词，早在1738年就由瑞士人杜纳尔森（JohannRudolf Thuineisen）提出，他用这个词表示“智力创造的财产”。（注：郭寿康主编：《知识产权法》，第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Cornish也指出，“intellectual property”一词最初的含义仅指作者对作品的权利。（注：Cornish：《Intellectual property：patents，copyright，trade marks and allied rights》，第3页，Sweet& Maxwell 1996.）因此，这个命名中的“知识”直接与智力成果相联。“人们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内，由于认识的局限性，不可能毫无遗漏地认识事物的全部特征，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某个名称的内涵或涵义，并不能代表所指对象的全部特征或特征。”（注：索尔？克里普克：《命名与必然性》，梅文译，译者序部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但是，一旦名称被沿用，人们容易忘却命名的历史性，直接从命名的字面含义去界定概念。智力成果说的主流地位，也许正应了黑格尔的话：“定义大多从语源演绎而来，特别是从特殊事物中抽象出来，所以是以人们的感情和观念为基础的。”（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第2页，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作为历史传统反映的名称，可以被保留，以尊重法律文化的延续性。但是，命名的内涵是演进的。我们对“知识产权”称呼的尊重，不妨碍对概念含义的反思。

　　关于知识产权概念的下一步探索，应当是如何概括权利的对象，不必纠缠权利对象产生的过程。

李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