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在法典意义上的合一论和分立论都具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理论缺陷，且都与我国的立法实际不相符合，因而是不能接受的。在研讨我国的民法典制定时，无论是合一论者还是分立论者都应放弃已经争论了近一个世纪且持续下去仍可能是没有结果的学术成见，应该更加理性地而不是理想化地面对现实，另辟蹊径，为正确处理民商关系做出明智的选择。

　　三、模式创新：我国应实行以《商法通则》为统率的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

　　笔者持民商分立的观点是建立在实质商法主义的基础之上的，主张在我国应实行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所谓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是相对于形式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所衍生出来的概念。形式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以制定独立商法典为其立论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民法与商法的彻底分立，而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则不以制定独立的商法典作为民商分立的基础，只是主张要承认商法的相对独立性，要促进我国商法的体系化进程，使之成为一个有特定的规范对象和适用范围的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主张民商分立的宗旨，是要使实质意义的商法自成体系、自成部门，反对以民法取代商法或以商法取代民法这样两个极端化的错误主张。至于形式意义上的商法典的有无，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即使是在没有独立商法典的国家中，商法也有其生存的空间，也保持了相对独立性。在司法实践和法律学说上，与有单独商法典的民商分立体制并无大的差异。我国目前既没有独立的商法典，也没有体系完备的民法典，在传统上属于民法或商法的大量的法律、法规，仍以单行法的形式存在。在学理上，除少数学者主张制定民商合一的民法典外，还没有形成法典意义上的民商合一的共识。因此，我国目前对民法与商法关系的处理既不是典型的民商分立体例，也不是典型的民商合一体例。尽管如此，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法典意义上的民商合一论已经实际地威胁到商法的独立。在这种情况下，倡导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既现实又迫切。

　　为积极倡导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论，首先必须实事求是地坚持商法的独立性。近些年来，我国的商法学者对此已进入了深入的研究，概括已有的研究成果，足以构成商法独立的理论基础是：第一，私法二元结构的生成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商法相对独立的基础。“私法一元化”（指以民法取代商法）不仅会在客观上制约商法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严重制约商人精神的培育和商人素质的提升，而且还有碍商事制度的供给，制约商人法制的进程。（注：参见冯果、卞翔平：《论私法的二元结构与商法的相对独立》，载于《中国商法年刊》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二，渊源于贸易本位的交易效率价值、交易安全价值和交易公平价值等，是商法特有的价值观和价值基础。（注：参见胡鸿高：《商法价值论》，载于《中国商法年刊》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三，作为商法调整对象的“商”，其本质是资本谋求价值增殖的活动，资本的运动使商具有了营利性和经营性特征，从而构成了商法有别于民法的调整对象。（注：参见殷志刚：《商的本质论》，《法律科学》2001年第6期。）第四，商事交易具有区别于民事交易的巨大差异，表现在交易主体从自然人到公司，交易客体从特定物到种类物，交易目的从对标的物的实际利用到转卖营利，交易过程从“为买而卖”到“为卖而买”，交易对价从等价到不等价，交易链由短到长，交易特点从随机性到营业性，交易条件从任意到定型。商事交易所表现出来的与民事交易不同的特点，蕴涵着商法与民法截然不同的理念，并要求用商法规范予以特殊保护。（注：参见王有志、石少侠：《民商法关系论》，载于《中国商法年刊》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五，商法与民法的区别不仅表现在原理和总则上，在单行的商事法律中则尤为明显。有学者对票据法中票据行为的要式性、文义性、无因性、独立性、连带性等特征和海商法中国际性及制度构成和司法实践等加以分析，进一步论证了商法的独立性。（注：参见王小能、郭瑜：《商法独立性初探》，载于《中国商法年刊》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总之，在“私法二元化”的结构下，商法的独立性应当得到起码的承认和尊重，任何企图以民法取代商法的观点，都是对“私法二元化”结构的人为破坏，“私法一元化”无力完成对市场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在强调商法独立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商法与民法之间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重蹈“民法商法化”之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