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货币欲望来顶替权力欲望的策略意味着促进精英集团的分化改组，这在客观上有助于增进社会的多元性。然而，人们立即会碰到这样问题：“钱从何处来”？靠摆摊儿、当长途贩售俏物品的“倒爷”或炒卖票券外汇的“黄牛”而发财的只能是基层的边缘人，那样低贱而有风险的营生不可能吸引体制内的精英。因此，拉官员“下水”或“下海”的途径其实只能是权钱交易、以权敛钱，既包括像行贿受贿那样的单纯渎职行为，也包括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瓜分国有资产的共谋。如果说十六世纪以后欧洲资本主义勃兴的“原罪”是掠夺土著和榨取奴隶 6，那么不妨说19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原罪”就是假冒伪劣（与秦晖所谓“地痞资本主义”相对应）和巧取豪夺（与吴敬琏所谓“权贵资本主义”相对应）；如果说西洋原始积累的来源主要是殖民地，那么不妨说中国新一轮原始积累的来源主要是公有地――包括国有土地资源和国有企业资产这两大宗全民所有制财富；如果说老牌重商主义的经济观曾经与那个约翰？罗（John Law）7 的金融“炼金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不妨说当代中国的经商热把股份制改造当成了“摇钱树”。

　　但是，权钱交易、以权敛财如果得到体制上的承认甚至纵容，那就不仅不会增进结构和功能的分化以及相应的多元性，甚至有可能反过来在权力与货币相勾结、相融合的基础上形成某种更加集权的高度一元化格局。在这样绝对垄断性的裙带资本主义发展与经济的全球化过程同步进行并不断互相交流的条件下，结局将更糟糕，很可能会在一定范围内导致最不负责任的权势集团、最缺乏慈善精神的有产阶层以及最恶劣的不正当竞争环境。另外，在高压的前提条件下全民所有的资产被转化成私人所有物后，如果不采取适当而有效的纾解措施，那么群众的不满必然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不断膨胀；只要国家的强制性工具力有不逮或露出破绽，不满情绪就很容易像“井喷”那样作为破坏性力量而宣泄出来。这就是当今中国在灯红酒绿背后隐蔽的忧郁和危险。

　　四 对社会信用和担保物的理论反思

　　仅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如何说明这十五年的现象并赋予正当性，也面临着理论上的困境。按照亚当？斯密（Adam Smith）、洛克（John Locke）以及马克思（Karl Marx）的观点，财富的源泉是土地和劳动，商品价值产生于需求（有用性）及其与供应之间的关系（稀少性）。中国决定资源布局和福利供应的基本原则一直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但是，资本主义体制无法回避的非劳动性收入（在马克思看来这是剩余价值的剥削）的定义问题、重商主义学说无法回避的货币经济赌城化问题，再加上放弃金本位制之后的金融资本主义体系以及市场全球化对国民经济的深刻影响问题，等等，都在1990年代一古脑儿地抛到我们面前了。

　　史实表明，约翰。罗在巴黎筹建票券银行和密西西比公司时，就已经意识到需要对纸钞的价值进行担保，其手段包括土地以及企业的资产价值和社会信用。这意味着货币经济不能与生产活动相分离的观念。然而，这样的制度设计仍然面临一个最大问题，即如何防止在市场交换中引起土地和企业资产价值的泡沫化。约翰。罗的失败就在于把货币从贵金属剥离出来改为纸钞之际未能找到使货币经济稳定的适当的内在装置。与此同时，在他的祖国英格兰，在大科学家牛顿（Issac Newton）的直接参与之下则进行了另一项实验――通过黄金与白银两大贵金属的兑换率调整可以导致黄金的流入和累积，并以黄金储量为稳定货币价值创造条件。其结果导致了后来名闻遐迩的金本位制。这意味着货币经济的稳定性除了与生产活动相联系之外，还需要某种内在的稳定装置或者平衡机制，英格兰银行的成功在于纸钞和票据的发行始终以黄金储量为依据，在硬币与“软币”之间保持适当的对应关系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