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形成有趣的对照，中国的纸钞起源于唐朝中晚期流行的“合劵乃取之”的信用票据――“飞钱”，后来又出现了“变钱”、“交子”、“会子”等不同的形态，而当时担保票据和纸钞价值的主要是处于货币经济外部的国家政权（官营机构）或者拥有大量财富的商人（富户联保）9.因此，在中国，货币经济自始就没有内在的制约因素，也没有与民间生产活动紧密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而更接近桑巴特（Werner Sombart）在不是从“禁欲”、而是从“解放”的角度诠释资本主义起源时所强调的那种“犹太式资本主义”形态，或者说更接近重商主义（mercantilism）理论的境界（虽然在官方意识形态上，中国标榜的是“重农抑商”，但实际上一直推行“工商属官”的路线）10.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固有的货币经济始终未能在市场条件下从普遍性的经济制度着手解决如何使价值稳定化的问题，其具体表现是传统的币制纷繁错乱、贱金属硬币与“钱荒”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奇妙的三元并立和相乘效果、即使纸钞票据不断贬值也还是不倾向于以金银来解决兑换矛盾和稳定货币价值、常常出现外贸收入越多货币经济却越困窘不安的怪事，等等 11.

　　这种特征也许与中国商人资本的超国家性以及在华夷秩序框架内的“天下”经济观有因果关系，也许受到货币经济的本质是魔术或游戏（例如“抬会”、“摇会”等传统的民间融资形式）的金融观的影响，也许取决于对货币价值（来自商品与商品之间交换的人际关系）的关系主义思维方式。从当今台湾人炒股、香港人炒币、温州人炒房、上海人炒期货的热情和才具，我们可以依稀看到中国货币经济与生俱来的循环性、赌博性、自组织性以及结构柔性等特征。这样的市场条件可以与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一拍即合，但也很容易陷入动荡。而在上述状况设定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场合，能够稳定货币价值的不是内在的稳定化装置，而只有外在的国家权力，在1949年制止银元投机是如此 12，在1997年回避亚洲金融危机时基本上也是如此 13.

　　众所周知，1990年代的中国存在着企业和散户通过批条向政府“圈地”、政府通过股票向企业和散户“圈钱”的大规模符号互动 14，其结果，土地和企业都基本上不再足以成为货币价值的担保物，至少使金融与生产之间的对应关系变得非常相对化，在有些地方甚至紊乱不堪。纸钞以及作为准纸钞的证券票据实际上处于自我担保的循环论证状态，许多价值实际上产生于价值符号与价值符号的乱伦关系，金融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无非是“寅吃卯粮”――不断把未来编织到现在之中，或者“拆西墙补东墙”――不断把他国价值吸收到本国之中。因此，维护人民对未来的信心（期盼的结构）以及维护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赢利的机会）就具有非常关键性意义。在这里，作为担保物而存在的其实并不是、至少主要不是土地资源以及企业的资产价值和社会信用，而是国家政权的强制力以及来自跨国公司和外国厂商的源源不断的投资以及创汇收入。

　　由此可见，为了避免场地出租式经济的发展之链脱节，为了维持不断操作价值符号的“空对空”货币游戏的连续性，坚持社会稳定和大力吸引外资都是不可缺少的。然而，这里存在深刻的悖论。吸引外资的开放状态会给中国带来两大难题：第一、全球化市场使得国民经济变得更难以驾驭了，仅靠利率、税率、汇率、货币发行量以及财政投资融资措施并不足以控制景气的变动；与此同时，全球化市场还不断瓦解由主权维持的社会价值体系以及基于互信和共识的人际关系，加深局势的不安定程度――不妨称之为“无根的资本主义”难题。第二、由于洗钱、境外消费等需要，原始积累的资本很容易外逃，使国有财产面临“公产私分”和“肥水出国”这样两次流失――不妨称之为“缺德的资本主义”难题。对于避免社会动荡和携资移民的倾向而言，某种形式的封闭性有时是必要的，而内需规模以及地区之间的差距和比较优势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可行性；但这样做的结果既会妨碍外资入境和商品出口，也会阻挡洗钱后的资本回流，进而导致国民财富的永久性大幅度缩水，最终还有可能引起货币自我担保的不断循环机制的崩盘。我们正面临这样的两难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