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次政府有关部门积极履行职责加大法律实施力度的动因来看，主要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形成了外部压力。但问题是中央政府有很多工作重点，大凡能够引起中央“高度重视”的都是那些涉及全局的、影响国家发展、稳定并且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央不可能每年把精力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而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时时都需要保障，因而也就需要一种长效机制对行政机关实施法律、执行政策的行为加以约束，使政府有关部门在没有中央政府的压力下同样能够认真履行自己的积极责任。建立这样一种长效机制，我认为关键是要培育公权力行使者的责任政府理念，打造“负责任的政府（responsible government）”。

　　（一）“负责任的政府”之内涵

　　“负责任的政府”从“负责任政党”引申而来。“负责任政党”是美国政治学者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来的概念。它的基本观点是：民主政治是多数统治，民主来自于人民；在选举中，竞争性的政党必须提出明确的政策主张，而选民根据政见和政策主张来投票，得到多数选民支持的政党执掌政权。政党上台执政后须将多数选民的意见转化为公共政策，即根据选举时的政策承诺来施政。这样的政党即是“负责任的政党”，由其组织的政府亦应是“负责任的政府”，必须在政策上或政府行动上对选民负集体责任。我国的政党制度和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有很大的区别，但政党制度作为宪政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党执政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即执政党必须是负责任的政党，执政党领导的政府必须是负责任的政府。

　　“负责任的政府”首先意味着它是诚信政府。古人云：“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则衰”，诚信是国家、社会有序运转的基础。从辞源学意义来看，所谓诚信，《新华字典》这样解释：“诚，真心、实在”，“信，诚实、信用”。通俗地说，诚信就是真诚、诚恳、讲信义、守信用、重诺言，言行一致。在我国传统儒家伦理中，诚实守信被视为“立人之本”、“立政之本”、“进德修业之本”；在现代社会，诚信仍然是社会有序运转的道德基础，具有永恒的价值。诚信政府意味着政府的言行一致，政府所作出的承诺，包括制定的政策、安排的制度，一经公布一定要加以保障实施，不能朝令夕改，也不能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否则就会出现宋朝司马光所言的“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的后果。

　　“负责任的政府”还意味着它是法治政府。法治观念来源于西方，亦即“法律的统治”，英文为 rule of law.古希腊政治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指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2].制定良好的法律是立法机关的职责，一般通过立法过程的民主化以及提高立法技术水平来实现。而使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则是对行政机关等一切行使公权力的机关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出来的要求。实践证明，要求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守法并不难，难的是如何使拥有公权力的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服从法律。因此，法治政府主要是指政府的行为法治化，按照英国著名行政法学家威廉。韦德所说的就是政府依法行政[3].

　　在法治政府状态下，由于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法律实施强度不因外部压力或其他因素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公民合法权益得以保障的变化主要取决于法律本身的完善程度，法律越完善，公民权益越能得到保障（见图2）。

　　“负责任的政府”还意味着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要对其违法行使或者不行使公权力的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的，要对受侵害的权益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

　　（二）打造“负责任的政府”之举措

　　1.打造“负责任的政府”，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政府本身须树立三种观念：一是诚信观念。今天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上面临着信用危机。2004年3月25日财政部下发文件要求各级财政部门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工就业的不合理收费；规定今后在城市中小学就学的农民工子女负担的学校收费项目和标准将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不再收取借读费、择校费或要求农民工捐资助学及其他费用。当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各大新闻媒体以及诸多网站对这一规定给予特别关注时，因这一政策而最终受益的农民工们却表现出了出奇的冷静，他们大多不敢相信或者疑虑重重。因为正如前几年随着国务院一个个重量级的减负文件的下发，农民负担反而越来越重一样，农民工们太多的亲身经历使他们对这一政策不感兴趣。问题不是中央的“三农”政策不好，而是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在执行过程中把好“经”念歪了，从而使农民对整个中央政策产生了怀疑。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当前农民已经对政府信用产生怀疑，同时也说明了政府信用缺失的原因在于中央政府政令不畅通，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在执行中违背了中央政府制定制度和政策的初衷。树立诚信观念，就是要保障中央的政令畅通，做到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地方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不仅本身要言行一致，而且要从整个国家大局的角度来认识认真执行法律及贯彻落实中央政策对维护中央政府信用和权威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