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我国刑法学界应当重视该问题的研究，并与我国宪法学界通力合作，汲取我国宪法学研究的相关成果，使该问题的研究得到深化。只有受到宪法公民权利制约的刑法，才能真正成为保护人权的大宪章，立法者和执法者应为制定和执行这样的刑法感到欣慰和自豪，他们应当深知这是代表宪法所体现的民意，而公民对这样的刑法必然倍感亲切，于是只要他愿意真正地享受人权，就会真心地遵守刑法。

　　第二，从刑法的宪法制约入手，建立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

　　第三，在刑法的宪法审查实践的基础上，推出我国的刑事判例法，无论宪法审查是就刑事立法作出的审查裁判，还是就刑事司法作出的审查裁判，都可以成为各级人民法院处理同类具体问题的权威依据。通过析理性的宪法审查过程和作为其结果的判例记载，必将增进我国刑法的理性和科学成分。通过这种积累，有关罪名的罪与非罪的界限日益清楚，同时也使公民权利的范围更加明确。这无论对于执法还是对于守法，无论对于履行职责还是对于行使权利，都提供了更加精确的准则。

　　第四，将我国刑法的一些基本原则（如罪刑法定原则）和刑事诉讼法的一些基本原则（如无罪推定原则）上升为宪法原则。从外国宪法来看，这些原则多被确立其中，因为它们直接关系到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而由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的基本保障，就成为刑法必须遵循不得超越的基本原则。如果公民宪法权利及其保障不能成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在此之外还有什么能成为贯穿整个刑法、作为刑法灵魂的基本原则呢？由刑法（刑事诉讼法）自己为自己规定基本原则，一方面缺乏应有的权威效力，另一方面则淡化了宪法与刑法的内在关系。刑法的基本原则是制约刑法的最大准则，刑法本身是为保护社会而给予人们的最大禁止和惩罚，制约刑法的最大准则必然是保障公民权利不受过分的禁止和惩罚。刑法与宪法的关系就是保护社会利益和保障个人权利的关系，离开刑法与宪法的关系，仅仅在刑法的圈子里讨论“保护”和“保障”，既牵强又说不清。因为，刑法本身的内在逻辑，不能引申出这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