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普通法国家，美国在理论上并没有严格的公私法之分。[vii] 事实上，绝大多数法律都同时渗透着公法与私法；可以说，凡是有私法的地方，一般也都能找到公法的影子。这是因为政府的作用已经广泛地渗透到形形色色的社会事务；只有在纯粹按照私人意思而自我制订的“法律”-契约-的有限领域，政府的作用才被严格局限于仲裁者与执行者的位置。以《全国劳动关系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 Act）为例，尽管法案的主要目的是调控雇员与雇主之间的私法性质的关系，“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而委员会的行为显然是行政法的调控对象。然而，这一事实并不表明美国在实际上不区分公法与私法。显然，对委员会适用企业合同法，或把《联邦行政程序法》适用于雇主，都是同样不合适的。换言之，在公法诉讼中，被告只能是履行政府职能的机构或官员，而不能是普通公民。[viii] 和私法相比，公法的适用对象是有限的；要适用宪法条款，就必须证明被告的行为具有“政府行为”（State Action）的特征。[ix]

　　公法的这一性质最显著地体现于美国的联邦宪法。整篇联邦宪法没有一处明确规定公民义务，因而联邦或州政府不得运用宪法对公民实行制裁。宪法简单规定了政府最高机构的权力及其职责，以及公民享有的权利，仅此而已。事实上，私人公民也不能因为另一位公民侵犯了自己的宪法“权利”，而要求政府强制实施对方的“义务”。在严格意义上，这种“权利”和“义务”并不存在，因为宪法为公民所提供的权利并不是普遍的，而只是针对政府的行为。虽然宪法修正案中有些条款的措辞是普遍的，并没有明确限定适用的对象，例如第五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得不经由法律政党程序（Due Process of Law），即被剥夺生命、自由与财产；私有财产不得未获公正补偿即遭占取（taking）。”但即使从文字上来看，这些条款也可被自然理解为针对政府对财产的“补偿”或对“生命、自由与财产”的剥夺。这一点从来未曾受到质疑。不仅如此，这些条款在联邦制下的适用范围更为有限。在1833年的“码头淤泥案”，[x] 马歇尔首席大法官判决第五修正案及《权利法案》的其它条款并不能被用来针对任何政府，而只是适用联邦政府。[xi] 直到20世纪上半叶，某些重要的权利保障才获得“选择吸收”，以针对各州政府。但这些条款的适用范围从来没有被扩展到私人公民。

　　唯一可能的例外是南北战争后通过的第13-15修正案。由于这些修正案主要处理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它们涉及到个人权利之间的冲突，因而对本文所探讨的问题有所启示。另一个领域是自由言论和财产权利的可能冲突。在此，联邦最高法院已经明确判决两者没有宪法层面上的冲突：个人并没有宪法权利在私人开设的商场或大学等“公共场所”发表言论，但少数州的处理方式所有不同并值得进一步探讨。以下，我们分别讨论美国的联邦与各州法院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一）联邦宪法的平等保护与选举权

　　内战后的第13修正案废除了蓄奴制，并禁止任何人受到强制性奴役：“除了受到正当定罪的刑事惩罚，蓄奴或强制性奴役不得存在于合众国或受制于其管辖权的任何地方。”这项条款不仅适用于政府，也同样适用于私人。事实上，蓄奴制主要是一项由政府支持的社会制度；不禁止这种普遍的社会行为，黑奴解放就成了一句空话。在1883年的“民权系列案”中，[xii] 最高法院明确指出：“根据第13修正案，只要对取消所有形式的蓄奴和强制奴役必要或合适，那么不论是否受到州立法的支持，它都直接适用于个人行为。”因此，第13修正案是唯一适用私人公民的宪法条款。但由于这一条款已经失去了适用的社会基础，它在今天至多只有历史意义。

　　但“民权系列案”同时建立“政府行为”理论，从而对宪法效力作了相当狭隘的界定。除了第13修正案之外，所有其它权利仍然必须通过国会或各州的立法才能获得实施。最重要的第14修正案规定，各州不得“在其管辖区域内对任何人拒绝[提供]法律的平等保护（Equal Protection of Laws）”。这项修正案明确禁止“各州”政府不得对任何人通过法律加以歧视，因而任何实行种族歧视的法律都将被法院宣布违宪。[xiii] 然而，如果联邦或各州并未通过任何法律去禁止种族歧视，那么私人歧视的受害者并不能直接援引宪法把歧视者告上法庭。布拉德列法官（J. Bradley）的多数意见明确指出：[x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