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国家组织也存在着类似的人权保护系统。1969年通过的《美洲人权公约》在人权国际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根据《美洲国家组织宪章》和《美洲人权公约》设立了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和美洲国家间人权法院。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审议美洲国家组织各成员国政府依公约要求提供的报告；受理成员国之间的违约指控和个人对国家的申诉。美洲国家间人权法院负责对《美洲人权公约》和其他人权公约做出解释，并对成员国间有关侵犯人权问题的指控或争端进行裁决，但法院的裁决无强制执行力，由各国自愿遵守或执行。

　　1981年非洲统一组织通过了《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规定在非统组织内部设立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审议各成员国执行《宪章》情况的报告；受理国家间的指控；促成人权问题的调解解决。

　　亚洲地区由于各国文化、宗教、社会、经济和法律等传统存在各种差异，故而很难制定一个区域性人权公约并设立区域性人权保护机构。但亚洲国家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亦主张进行一些区域性或国际性合作，这种主张在一些亚洲国家的实践中得到了实施。

　　也有的西方人权学者认为，现代人权发展是一场理论与实践的革命，表现出三个特征：

　　第一，人权的宪法化。越来越多的国家把人权的内容载入宪法，以专门规定人权，并授权法院保护这种权利。以作为最高法的宪法来确认人权，从而把人权的保障提到了至高的法律地位。

　　第二，人权的国际化。人权已形成了国际共同标准，任何国家发生了严重侵犯人权的事，该国政府都不能以任何借口拒绝国际人权保护。实施国际人权保护是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一种国际责任，但不能滥用。

　　第三，人权的民主化。在人权保护中，非政府组织的保护作用日益重要。在政府不足以保障人权的情况下，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更为明显。而且，有些方面的人权（如妇女、老人、儿童等的权利）由非政府组织来保障效果更好。

　　注释：

　　[1] 参见李林《国际人权与国家主权》，载《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

　　[2] 一些西方人权学者认为，现代人权观念产生于“二战”期间的自由、正义、和平及个人权利等观念。现代人权观与17、18世纪的人权观相比已有较大发展，呈现出三大特征。

　　[3] 在联合国领域和区域领域，各种国际或者区域性的人权公约、条约、宣言、议定书等等，已达数百项之多，可以说，在国际人权领域，已经基本实现了人权保障的“有法可依” .

　　[4] 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国际人权文件与国际人权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2月出版，第3－4页。

　　[5] 王家福、刘海年主编：《中国人权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第845页。又见「日」大沼保昭著，王志安译：《人权、国家与文明》，三联书店2003年1月版，第353页。

　　[6] 本文所引用的国际人权文书和区域性人权文书，请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国际人权文件与国际人权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3月版。

　　[7] 「美」霍勒曼著，汪晓丹译：《普遍的人权》，载沈宗灵、黄楠森主编：《西方人权学说》（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版，第308页。

　　[8] 见「瑞典」格德门德尔·阿尔弗雷德松等编，中国人权研究会组织翻译：《：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第3页。

　　[9] 「日」大沼保昭著，王志安译：《人权、国家与文明》，三联书店2003年1月版，第148页。

　　[10] 美国著名人权政治学家杰克·唐纳利教授在解释人权普遍性时说，人权是一个人只要是人就具有的权利，它们为全体人类普遍地拥有；人权具有道德的普遍性和国际规范的普遍性。参见「美」杰克·唐纳利著，王浦劬等译：《普遍人权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导论”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