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民基本权利限制原则

    （一）主体层面：法律保留原则

    1.法律保留

    法律保留是以德国为主要代表的国家所奉行的一种基本权利限制制度，该制度强调任何情况下对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必须以代议机关（国会或议会）通过的法律为准。法律保留原则源于分权结构模式下的法治理念，即对民意机关的信任和对行政权力的恐惧。因为国会代表直接由委派或选举产生，人民通过他们向国家上层建筑反映自己的利益或愿望，并坚信他们会理性行使权力，即便国会通过了对己身不利或有害的法律，那也是人民心甘情愿的选择；且权力的官僚化通常表现为行政权的扩张，而这正是自由与权利受到威胁的重要来源。上述思想在后来诸多法律思想家的著述中均可以找到依据，如布来克斯通就认为：“对这个王国的自由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必须把这种最重要的信任托付给议会的成员，他们因正直、刚毅和博学而声名显赫；因为正像伟大的财政大臣伯利勋爵的那句著名的格言所说的那样：英国永远不会被议会毁掉。” 戴雪在描述其经典法治理论时，亦流露出对议会的无尚推崇和对行政权的决然否定。他说，法治这一概念有三层含义：首先，“常规法律……享有免受专断权力影响的绝对至上性”；其次，它意味着法律面前的平等，或者“所有阶层都平等地服从于由普通法院加以适用的本国领土上的普通法律”；最后，该概念是一表达下述事实的公式：在我国的制度中，“私法原则是……通过法院和议会的行动而得到确立的，这种行动旨在确定国王及其臣民的地位”。也就是说，“宪法是本国普通法律的结果”，且“宪法……不是个人权利的来源，而是它的结果。” 伯特曼甚至更为直接地表明，“法律保留制度能成为宪法之制度，是国会取得权力的表现，也是国会权力受到宪法信任的表现，并借此来防止人民权力遭到第二权（行政权）及第三权（司法权）非法之侵犯。”

    根据法律保留原则，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只能由国家立法机关通过制定法律的形式进行。在人权保障业已成为不可逆转之历史潮流的当下，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均在本国宪法典或宪法性法律中明确了法律保留原则。如《联邦德国宪法》（1949年）第2条规定：“人人都有发展其个性的权利，但不得侵犯他人的权利或触犯宪法秩序或道德准则”，“人人都享有生存权和人身不可侵犯权、个人的自由不可侵犯，只有根据法律才能侵害这些权利。”《俄罗斯联邦宪法》（1993年）第55条第3款规定：“人和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只能在捍卫宪法制度基础、他人的道德、健康、权利和合法利益、保证国防和国家安全所必须的限度内，由联邦法律予以限制。”在我国，虽未确立法律保留原则的宪法性地位，但实践表明我国正力图将其纳入法制框架。近年来加入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即充分蕴涵了应依法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政精神。

    2.法律保留与行政紧急权

    所谓行政紧急权是指当国家处于危难时，行政机关（通常情况下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有权突破宪法关于权力界限的规定，发布紧急命令、采取紧急措施。紧急权的设置已成为现代各国立宪之重要内容。根据紧急权理论，国家于紧急状态期间，行政机关有权采取措施禁止或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人身自由、迁徙自由等。但此种禁止或限制并不构成对法律保留原则的否定或与之相冲突，宪政实践表明，惟有在宪法或法律明确授权时，行政机关始有发布紧急令状之权力，且该令状发布后必须在法定期限内提交国会或议会审核批准。考察当前各国立法，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搭建了法律保留与行政紧急权之间的衔接：一为宪法制度规定，如《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宪法》（1973年）第232条第7款规定：“总统应在紧急状态宣布后的30天内召集议会并将上述公告提交联席会议审批。”；二为专门紧急状态立法规定，如法国《紧急状态法》（1955年）第2条规定：“紧急状态由部长会议以法令宣布。非经法律批准，紧急状态不得超过12天。”；三为一般法律中的紧急状态条款规定，如我国《反分裂国家法》（2005年）第8条第2款规定：“依照前款规定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由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和组织实施，并及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