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关于证据的排除规则

　　澳门法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规定相当缜密，不仅将证据的合法性明确列为证据原则，而且明确列举了违法取证的各种形式（第113条）。还指明，使用违法手段之言词证据，“即使获有关人之同意”，也不得采纳；但属实物证据的取得，如果权利人同意或以法律允许之方式取得，则可采纳。

　　大陆法则积极规定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并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第43条）但未以排除可采性原则规定之。

　　关于传闻证据的排除，澳门法认为“如证言之内容系来自听闻某些人所说之事情，法官得传召该等人作证言；如法官不传召该等人作证言，则该部分证言不得作为证据方法，但因该等人死亡、嗣后精神失常或未能被寻获而不可能对其作出询问者，不在此限。”（第116条）如该证言系来自某文件之证言，而有关证人非该文件之作者，也为传闻证据。拒绝指出来源或不具备条件指出来源的证言，均不得作为证据，公众所述之事情或公开流传的谣言，不得采为证据。

　　大陆的原则是传闻证据是可采的，但是证人证言应向法庭陈述，并经控、辩双方讯问质证，同时允许在法庭宣读证言笔录（第47条、第157条）。在实践中，说不明来源及道听途说，不具有证据价值与澳门类似。

　　（三） 关于“自认”的证据价值

　　“自认”指嫌犯承认对其归责之事实。大陆与澳门规则完全不同。澳门法对“完全及毫无保留之自认”可以导致放弃该事实之证据调查，并认为该等事实，因此被视作证实，并可据此立即判刑。大陆的原则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第46条）。可见，在大陆，任何情况下，“自认”都不得作为有罪的唯一证据，即使是“完全及毫无保留”的供认也不例外。

　　（四） 关于鉴定证据的价值

　　澳门法作为原则规定“鉴定证据固有之技术、科学或艺术上之判断推定为不属审判者自由评价之范围。但如作为例外时，审判者之心证有别于鉴定人意见书所载之判断，审判者应说明分歧之理由。”（第149条）大陆法则将鉴定结论只作为证据之一种，没有优先的预定之证明力，同其他证据一样，都必须查证属实才可作为定案的根据。审查的方法包括对鉴定结论自身的审查与判断，并与其他证据一起进行综合的判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大陆将鉴定视为协助司法职责，如鉴定人有应予回避的情形，该人的鉴定意见不论是否正确，均应排除。

　　（五） 关于作证能力及拒绝作证权

　　澳门法规定“凡未因精神失常而处于禁治产状态之人，均有成为证人之能力”（第118条）。大陆的规定为只有“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可见大陆对证人的作证能力比澳门灵活，关键是能否辨别是非和正确表达其所要证明的事实，而对人本身只作原则性规定，而未作死板的限制性规定。澳门法明确规定了为评估证言的可信性，如果必须检查任何作证之人的身体健康及精神健全状况的，在不拖延诉讼的情况下，司法当局须对证人作出检查。大陆无此规定，只有法官等评价，如有疑问，则可结合其他证据或有关情况予以评价，但不排除对证人作证能力的实验。

　　澳门法规定，同一案件或牵连案件中的嫌犯或共同嫌犯，在身份维持期间不得以证人身份作证，辅助人不得以证人身份作证，民事当事人也不得以证人身份作证。证人可以不回答可能导致其刑事归责的问题。

　　澳门法还规定了可以拒绝作证的几种情况：嫌犯之血亲及姻亲等；律师、医生等须保守职业秘密的人；公务员的职务活动构成秘密事项等。可见拒绝作证的情况较为广泛（第121条至第124条）。而大陆则没规定拒绝作证问题，而是作为原则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义务”（第48条）。这种区别表明大陆与澳门关于对打击犯罪的价值与保护团体、个人利益价值的取向各有侧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