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无罪推定原则的价值。

　　无罪推定原则的价值，突出表现在其在人权保护方面的价值。无罪推定原则以人权思想和人权理论的发展为契机，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针对封建法律制度的落后、野蛮、残酷，在“天赋人权”的思想下提出的，无罪推定原则本身孕含了人权思想。无罪推定原则也必将推动人权保护的发展，它能够有效避免冤假错案、刑讯逼供的发生，从而切实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保障公民的身体健康权利，保障公民的名誉、人格尊严等权利，对人权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因而被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相关法律文件中称为“人权保障的基石”。法学家们也对无罪推定原则给予了高度评价，美国诉讼学家罗纳德。伊斯利尔认为无罪推定原则“体现了人人享有的身体自由及人身安全的权利”。 前苏联法学家斯特罗戈维奇认为“无罪推定是最高的人道主义，是民主的诉讼原则，它在性质上具有十分深刻的道德、伦理内容，将无罪推定作为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是基于对人和人的美德的尊重，以及作为关心人和人的名誉这一前提的人格价值”。 前苏联学者蒂里切夫则认为“无罪推定是苏维埃刑事诉讼所反映的真正社会主义民主、人道主义和法制原则”。

　　二、对我国贯彻无罪推定原则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原因分析

　　无罪推定原则不能在实践中得到切实，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中国古代传统法律制度中，刑事司法采取有罪推定的原则，传统的侦查、审判模式和观念根深蒂固，一时不能得到改变。二是意识形态理论的影响，认为“封建社会采取有罪推定的原则，资产阶级针对有罪推定，提出了无罪推定。我们坚决反对有罪推定，但也不是西方国家那种无罪推定，而是以客观事实为根据。” 从而确立了“以事实为依据，以刑事法律为准绳”的刑事司法原则。三是长期以来，刑事诉讼价值取向侧重于控制和惩罚犯罪，以维护社会秩序，许多制度设计简单、粗糙、不合理，忽视涉讼公民的人权等相关权益的保护。

　　（二）问题表现

　　无罪推定原则得不到充分贯彻的突出表现就是自证其罪、重视口供、刑讯逼供，以及滥用待审羁押措施和超期羁押。

　　1、“自证其罪”，重视口供为定案依据。侦查、追诉及审判机关负有全面调查收集和提供证据的职责，所调查收集的证据必须具有证明有罪的可靠程度，并排除合理怀疑，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内涵之一。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受有罪推定观念的影响，侦查、检察及司法机关从一开始就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罪，证明无罪的责任就由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承担，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自己无罪，就被视为有罪，既然有罪，其就应当侦查、审判的任何阶段，对有关犯罪事实如实向司法机关陈述，无权保持沉默，否则被视为抵抗侦查和审判，认罪态度不好。由此，“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中国特色的司法政策、量刑情节得以形成、保存，并影响至今。在自证其罪前提下，口供在定罪量刑中就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有关报道中，有的法院把没有口供，但依据其他证据判令被告人有罪的案件，当作刑事司法理念革新而加以宣扬，足见重口供意识的强大。

　　2、刑讯逼供未能杜绝。刑讯逼供也是有罪推定的必然产物，与自证其罪密切相关，在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自己无罪，又坚决不认为自己有罪，那么司法机关动用刑讯逼供手段强近其提供口供似乎比较正常。在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侦查中，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机关不是司法机关，其侦查程序不受刑事法律所规制，因此刑讯逼供更是成为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机关取得案件重大突破的主要手段。在治安案件中，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由于针对的对象不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处理治安案件的人员主要为联防队员，所以询问、处理程序同样不受刑事法律所规制，例如曾经轰动全国的“处女卖淫案”，由于不是发生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即使出现严重后果，也无法律依据定罪处罚，所以这种行为大可肆无忌惮地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