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实体”是一个抽象的实体，知识实体“信息化”是其获得法律保护的前提。知识产权规范的客体只能是“知识实体的表达形式”。比如在著作权中作者的知识实体表达为“作品”，但“作品”与物品不是一个逻辑层次的概念，物品是一个“东西”，而“表达形式”不是。法律对知识实体的表达形式即作品进行规范必须以表达形式附着于特定载体为前提。如果不附着载体上，“作品”仍是个恰当的构思，这个构思只是作者思考的成果，存在于个体的大脑中。法律只能对可以进行公示、公开的客体进行规范。因此，智力构思必须通过主体的表达形成独特的具有个体表达风格的形式，比如散文、小品、诗歌、小说、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商标等，才能被私法所规范。虽然表达形式必须附着载体才能被法律保护，但法律保护的却不是载体而是表达形式。

　　法律对“表达形式”的保护，不是通过对载体进行辨认而确权，而是通过个体表达形式对知识实体的“贡献”而确权和归属。这种贡献是一个价值判断。价值性、新颖性、实用性是判断私权归属的标准。国内有的学者将新颖性、价值性、有用性等属性认为是知识产权的权利属性，这实际上是没有将权利属性和客体属性进行逻辑区分。法律不能将个体智力活动的一切表达形式都作为私权保护的对象，都赋予私权。因为那样的话，就失去了知识私权保护的法律功能。知识产权私权保护的法律功能是鼓励发明、激励创新，推进人类文明进步和文明发展。因此对“只有具有新颖性、价值性、有用性的表达形式进行私权保护”，这个原则类似物权法中的“物权法定主义”。物权所有权的规范客体也是法定而不是自定的。

　　当然，版权、商业秘密权的规范客体不过分强求价值性、新颖性、实用性。版权法保护的是作者的基本表达权利，其规范的客体不要求具有过多的条件。法律侧重保护的是“表达权”本身。表达权是作者的基本权利，其归属的原则是“第一次披露”。“发表权”就是第一次公开“披露权”，而发表权不一定具有财产权的意义。因此，发表权是一项独立的权利。思想的发表权和科学技术的发现权都是同类属性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版权、商业秘密权是基本的民事权利。

　　知识资产的私人性是通过保密性来实现的，知识资产一旦公开，就成为社会公共资源。智力劳动成果一旦表达，就存在着被复制和传播的可能。因此知识产权法确认给智力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就是控制信息权或保密权。法律规范只能通过对控制披露和维护保密状态来进行行为的调整和规制。知识产权法赋予权利人控制披露的基本权利，可以与他人签定保密协议，也可以进行竞业限制，还可以采取其他保密措施。也就是以法律允许的控制方式，代替家族控制、秘方控制、师徒关系的控制、行会控制、江湖控制等，并将其上升为法律调整。

　　三、知识资产私产公权介入的合理性

　　按照一般法律原则即特别法高于一般法，作为特许权的专利权、商标权的法律效力高于物权、著作权、秘密权、其他财产权。笔者认为，智力劳动者对知识实体的表达权、披露权、表达形式的选择权是公权不能进行限制的公民的基本民事权利，而且是宪法权利。特许权是在国家行政机关授权下给予的“许可权”，是一种在知识产权复制和传播过程中的知识产品市场份额的许可承诺。任何人未经许可使用该项特权，将以市场份额的损害作为赔偿的基础。这种垄断许可权与其他行政机关以行政管理职能所发生的垄断许可具有本质上的不同。特许权的给予，一定是私人创造性劳动在先，而不是“公共资源的分配”。公权介入私权客体，主要是在知识客体传播、复制的过程中。事实上，专利法、商标法的主要社会功能是在促进复制和传播，并对复制和传播行为进行规制。因此，公法对知识私权的介入、颁发“特许权”给智力劳动者，具备公权介入私法、直接介入私权的正当理由。“知识资产”不同于物权的“有体物”，可以通过个人有效的控制来进行私权的控制。知识财产客观上具有“表达”和“保密”的矛盾，如果法律不进行特许权的保护，知识产权的表达会导致私人无法控制的复制和传播而导致“私权不能”。有体物一般不会在公示、公开后出现权属的纠纷，但知识产品的公开和公示则会出现权属的无法确认。如果不能通过公权进行“许可”，知识私权就不具有排他的专有性，就不具有所有权的权能的法律效力，而仅具有“相对财产权”的属性。传统财产法的私权都是具有绝对财产权的属性，绝对财产权才具有能够符合私权保护的法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