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只有高盛的风险管理部门在公司中的地位最高。由此也可以理解，高盛何以会成为次级债危机中最大的赢家，美林成为最大输家。

　　亚洲一家大型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认为，这轮危机该反思的不仅仅是风险机制问题，更应该思考股东与代理人的模式问题。

　　在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经济学家看来，在欧美银行中，非执行董事更注重短期的眼前效益，他们给执行官设计薪酬机制，以要求执行官采取进取的策略，追求高收益。而执行官为了自己每年的分红，也不得不涉足风险产品，以谋求更高的收益。因此，各投行重效率、轻风险是显而易见的问题。

　　2006年12月14日，高盛召开了一个著名的关于美国房地产的会议。参加者有交易员、风险控制等部门的高级员工，而主持者则是他们的CFODavid Viniar。这次会议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现在该采取卖空对冲策略以防房地产价格下降。会后，David Viniar决定减持CDO等产品，并购买高额保险。

　　自2007年初，高盛陆续卖出次级债产品。同时，其自有交易团队也做空次级债市场。当年，这种做空交易为高盛带来了40亿美元的收入，不仅冲销了其他部门在次级债证券上的相关损失10亿多美元，还有盈余。

　　“其实在大海里，任何一条船都会遭遇风浪。高盛在这场危机中不是没有损失，而是做到了反应最快。”胡祖六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