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受教育的问题，包含有两个阶段，一个是未成年人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一个是接受中高等教育。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我国1986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二条规定，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第五条规定，凡满6周岁的儿童，应当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第四条规定，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即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第十条规定，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1995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十八条规定，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各级人民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就学；第四十九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为未成年人或者其他被监护人受教育提供必要条件。199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九条规定，公民依法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第二十四条规定，设立高等学校，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第六十条规定，国家建立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为辅的体制。

　　根据上述规定，就九年制义务教育而言，是未成年人享有的一项权利，也是国家赋予未成年人的一项国家义务。因为一个国家要发展，一个民族要生存，必须确保其公民具备一定的文化素质，才能与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因此，国家规定了未成年人应接受义务教育，就“义务”二字而言，即是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的义务，又是国家的义务。从法理上讲，监护人的义务在于让其未成年人就学而不能阻止；国家的义务在于确保教育是完全在义务状态下进行，而非是向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收取学费或教育费而进行，即教育的经费应由国家财政予以全额保障。国家对公办高等教育，应以财政拨款为主，其它渠道为辅，“辅”中就包括了可以向接受高等教育的未成年人或成年人收取严格按国家规定的适当的学费。如果不缴纳高等教育的学费，就不能接受高等教育。从民法角度而言，交不起学费而上不了大学，并不意味着受教育权受到了剥夺，要获得上大学的权利，必须履行缴纳学费的义务，这是一种民事权利义务的对等原则，考上了大学，并不就意味着就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就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而言，目前社会上相应地出现了两种不正常（或者说严重一点是违法）的现象，一是由于教育经费的严重不足，对中小学生出现了日益严重的收费现象，使得义务教育很大程度上变成了非义务教育，背离了义务教育法的立法宗旨，而给广大农村和下岗职工家庭造成了沉重的学费负担。在生活压力下，很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监护人已无力送未成年人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就这一点而言，笔者认为，未成年人父母或其监护人不构成民事意义上的违法，因为义务教育是一种国家责任而非民事责任，只有在父母或其监护人在无需缴纳学费的情况下而不让子女或被监护人上学才构成违法。对于公办中高等教育而言，也由于国家财政投入不够，则变成了办学经费以收取学费为主，收费连年攀高，家庭无力承担子女学费的情况越来越多，考上大学而因为没有经济能力而上不了大学的比例越来越大。

　　笔者之所以以“送”子女上学为题，是基于目前我国实际上是实行的收费教育。送就是意味着父母或其监护人必须出钱，子女或被监护人才能享受到受教育的权利。而对大多数家庭而言，生存权与受教育权是相冲突的。目前出现的一种现象是由于生活所迫，父母或其监护人不得不让未成年人辍学，这在贫困农村相当普遍，不得不引起国家重视。长此以往，国民素质不升反降，事关国运和民族的兴衰。另一种现象是子女考上大学以后，父母及其监护人无力支付高昂的学费。目前，就成年子女向父母索要高等教育费用的民事诉讼越来越多，已引发了社会对法律和传统道德观念的深层次思考。笔者认为，子女完成九年义务教育进入大学一、两年后，绝大多数已年满18周岁，已成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与其父母处于平等的民事主体地位，均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其父母可以拒绝为子女提供生活和教育等其他费用。而国家出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考虑，应加大对公办高校的财政投入力度，尽量降低高校学费收费标准，以保障大部分的成年人能通过勤工俭学、助学金等方式完成高等教育。笔者不同意有的经济学家提出让高等教育市场化，通过高校自主收费，促使家庭加大对子女的教育投入来拉动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的说法。实际上，对绝大多数家庭而言，随着学费的不断攀高，已使得很多人丧失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而极少数富裕家庭则将子女送往国外念书，反而促使了国内资金外流。在知识经济年代，对于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国运的昌盛、民族的振兴，有百害而无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