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尊严入宪、成为实证法概念，在德国具有深刻的宪政意涵。由于基本法将保护人性尊严列于宪法之首，法学界和实务部门对于人性尊严究竟是一项独立的基本权利，还是作为整体国家建制的基本原则，以及如何厘清它与各基本权利的关系，存有诸多争议。学者多认为，人性尊严为“实质重要基本权利”、“基本权利之基准点”、“基本权利体系之出发点”、“基本权利之概括条款”、“基本权利之价值体系”等，它是规范中之规范，基本权利中之基本权利，本身即是基本权利之一种。联邦宪法法院在判决中，亦结合基本法第1条和第2条，认为人性尊严具有基本权利之特质，创设了宪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它以人性价值与尊严为基础，是一种个人抽象表现主体价值之权利，内容包括自我决定权、自我保护权和自我表现权。[20]

　　台湾“司法院”大法官在宪法解释文与理由书中，也陆续使用人格尊严或人性尊严概念，阐明其具有基本权利性格。有学者在梳理宪法解释文的基础上，指明大法官有意发展出一套阶层化的尊严论述，用来安排人性尊严与人格尊严在法规范上的位阶关系——人性尊严的位阶高于人格尊严。第一层面，人之所以为人、属于人的本性或本质上的人性尊严，是个人“生存形相之核心部分”，是维系个人生命及自由发展人格不可或缺之权利。此乃国家须绝对保护的基本人权，而无须考虑人的个性、能力及社会地位。第二层面，个人根据自己的自由能力开展出在人格具体发展上的人格尊严。藉此个人可在具体社会脉络中，发展自我，形塑对自我的认同。由于人格尊严的维护具有社会关联性，须从具体的社会脉络中考虑自己与他人各自在人格上的发展，因而无法给予人格尊严类似于人性尊严那样的绝对保护。[21]这个精细的分析很有启发性，但也易引起理解上的诸多歧义。

　　笔者赞同将作为概括性的宪政基本原则之“人性(格)尊严”明示为一项基本权利。将人格尊严置于人权谱系或清单之中，即表示个人因而拥有该主观公权利之外，尚可包含制度性保障之功能，属于“可直接适用之法规范”。它作为一盏明灯，“引领人民主张并争取自己之权利，同时约束政府，意义非凡”。[22]人格尊严若不作为针对国家的主观权利，受害人不得据以作为请求权基础，则在救济中很难落实其保障。建立在人格尊严(一般人格权)价值基础上的宪法上人格权保护体系，不妨作如下理解：

　　(1)一般人格权，表征一般的人格法益。从正面角度诠释，它指人的尊严受尊重和个体人格自由发展的权利，即“把人当人看”;从负面视角观之，人格尊严之核心要求禁止将人降格为没有意志的物或工具，包括禁止奴隶制，禁止酷刑和残忍的、不人道的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等。人格尊严的这个价值在任何情况下都对国家产生拘束力，禁止国家以任何形式予以克减、限制或剥夺[23].换言之，国家不得采用残酷、不人道或贬低人性尊严的刑罚来制裁人民，不得基于威胁恐吓的理由制裁人民，使其成为国家防止犯罪之客体。绝不允许不具备作人资格、“不是人”的人存在，此为宪法上一般人格权之核心价值。[24]深圳警方对公民施以不人道的侮辱性待遇，把公民降格为手段和工具的执法方式，对当事人势必构成严重的精神打击，已伤及“生存形相之核心部分”。从此意义上说，人格尊严是基本权利中绝对不可侵犯、不可限制的核心部分，属于宪法保留的事项，即使是立法机关也不得制定法律加以限制，更遑论剥夺。所有自然人，不分性别、职业、种族、职务、贫富、社会地位等等，其人格尊严都具有不可侵犯性和不可凌辱性。我国宪法关于人格尊严的规定也是绝对性的，否定一切对人格尊严的可能侵害。[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