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被告拒不到庭时的证据认定。《证据规定》第36条规定：“经合法传唤，因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而需要依法缺席判决的，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但当事人在庭前交换证据中没有争议的证据除外。”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在被告不到庭时根本无法质证，因而其提供的证据也就成为未经庭审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根据。如此规定也有利于促使被告尊重庭审的价值和法庭的权威。而且，被告作为执行公务的机构，在其具体行政行为被诉时也应当有出庭的特殊义务。

　　(二)质证的程序

　　《证据规定》第38条至第40条简要地规定了证据的出示、质证的内容、交叉询问等质证程序和规则。主要考虑是，我们正在抓紧起草庭审程序规则，质证又是庭审程序的核心，更为详细的质证程序可以在庭审程序中规定，此处只是出于内容衔接的需要，而对质证程序作出了必要的规定。

　　《证据规定》第39条第1款规定了质证的内容，即“当事人应当围绕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针对证据有无证明效力以及证明效力大小，进行质证”。这里对“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的排列顺序是有特殊考虑的，主要是基于证据的“三性 ”具有不同的价值和功能，采取这种顺序更为符合质证的逻辑。关联性是区分证据与非证据的属性，即只有与特定案件具有关联性的材料才能成为该案的证据，经质证发现没有关联性的材料，就无需对其合法性和真实性进行质证，因而关联性是质证中首当其冲应当解决的问题;合法性是对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的价值判断，其目的是排除非法证据，也即即使内容真实、完全可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只要其不合法，也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而在确定具有关联性之后，就要质证其合法性，然后再进入真实性的质证阶段。此外，此处的“证明效力”实际上是指“证明力”，主要是对案件事实证明作用的大小。

　　(三)证人出庭作证

　　当前，证人不能出庭作证的现象相当普遍。提供影响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证言的证人不能出庭作证，与现代法治原则是背道而驰的，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证人不能出庭作证的现象难以在短期内根本改变，但我们应当知难而进，力争尽快改变这种状况。根本性地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在立法上建立健全证人作证制度，包括建立证人出庭作证的强制机制和保障机制，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配套制度。在证人出庭作证的立法不完善的情况下，司法解释的作为是有限的，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仍然是起草《证据规定》时的重要取向，并在相关条文中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