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规定“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民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在质量上抽肥补瘦，使乡村人民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这个规定在总体上有利于满足广大农民，首先是贫雇农的土地要求，也可以避免重复历史上“地主不分队富农分坏田”的错误。而且“办法简单，便于实行，易为文化水平低下的农民所接受。同时，地主从党内外进行抵抗可能减少，坏干部钻空子怠工多占果实可能减少”。总之“利多害少”。
    第三，规定“分配给人民的土地，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的出租的权利”。“保护工商业界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这些规定是完全正确的。
    另外，还规定了土地改革的执行机关和执法机关，以及土地分配中的若干特殊问题处理办法。由此可以看出它是一部彻底的、比较完备的土地法大纲。
    《中国上地法大纲》不仅继承以往土地法的经验，而且又有自己伪特点。
    首先，它明确规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地权政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关于地权问题是一切土地法的关键。地权政策的正确与错误，直接关系到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各个国家具体国情不同所采取的地权政策也应有所不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寻求适合中国情况的地权政策进行了不懈地努力。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各根据地的土地法均宣布“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所有”，分给农民的土地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就连自耕农的土地也只拥有使用权。实践证明这种政策使农民不安心耕田，⑤不愿意在施肥、水利和改良土壤方面追加投资和精耕细作。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1931年2月27日，毛泽东在给江西省苏维埃的信中明确提出：“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租借买卖由他自主”。这样农民不仅有，而且有所有权。《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肯定了这一政策。这就使这部土地法具有鲜明的民主革命特征。“第二，大纲纠正了过去土地法中“左”的错误。明确规定地主及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家居乡村的国民党军队官兵，国民党政府官员、国民党党员及敌方其他人员，甚至汉好卖国贼及内战罪犯，其家庭在乡村，未参与犯罪行为，也与农民同样对待。这些规定无疑是正确的，它对于孤立蒋介石一小撮反动势力，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稳走社会秩序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