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治安调解的有关法规梳理及特征分析

　　就笔者目前所见的材料而言，涉及治安案件的调解的相关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对治安调解的实体内容和程序规定均做了规定，其中，实体部分的规定主要有：

　　原有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五条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轻微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经公安机关调解，当事人达成协议的，不予处罚。经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给予处罚，并告知当事人可以就民事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公安机关也颁布了相应的文件对治安案件的调解做了细化，如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章第一四五条规定，对于违反治安管理的下列行政行为可以调解处理：(1)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造成轻微伤害的。(2)因民间纠纷造成他人财物损毁，情节轻微的。(3)其他因民间纠纷引起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轻微的。对不构成治安管理的民间纠纷，应当告知纠纷各方向人民法院或者基层人民调解组织申请处理。

　　通过上述条文的梳理，结合原有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现有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可以归纳出在实体认定上，公安机关在处理治安案件的过程中，可以适用调解的条件仅仅限于：(1)此类纠纷必须是民间纠纷所引起。(2)这种行为必须是违反治安管理规范的行为。既不能是已经超过治安管理范围，已经构成刑事犯罪的行为，也不能是尚未违反治安管理规范的行为。(3)这种行为必须是情节轻微的行为：或因打架斗殴造成轻微伤害，或是损毁财物情节轻微的，或者是其他的情节轻微的违法治安管理规范的行为。只有同时满足上述三个条件，公安机关才具有管辖权，可以对治安案件进行调解。

　　目前，涉及治安调解的程序性规定仅对涉及治安调解的案件如何计算办理时限做了规定。因《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仅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该条文并没有对治安案件经过调解后应该如何处理作出规定。公安部上述《解释》第十二条对于公安机关对案件调解后如何计算治安案件的办理时限作出了完善和明确，该条规定：“对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的治安案件的办案期限，应当从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治安调解制度缺陷分析及司法审查中应注意的方面

　　公安机关进行治安案件的调解，虽然存在着能够快速化解矛盾纠纷等多项功能，但通过对涉及该制度的有关法律法规进行研究，也可以发现，由于该制度的法律规定较为笼统，在实践操作中可能存在一些未得到规范的地方，进而影响到相对人的权利。

　　笔者认为，这些规范不完备之处主要体现在公安机关进行治安调解的有关程序不完备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进行调解是否需要进行书面记录，二是调解成功或不成功是否需要制作终结调解的文书，以确定该程序终结，对治安案件的处理开始进入行政处罚程序。因进行治安调解没有一定的程序性规定，造成在实践中对于是否进行过治安调解以及治安调解何时终结说法不一。若公安机关仅仅一次调解便再无下文，事隔很长时间却突然对当事人作出了行政处罚。仅从相关规定的字面意思而言，这样做显然不违反调解的相关程序规定，但实践中操作的效果却往往导致被处罚人和公安机关的矛盾出现激化，从效果而言，行政执法无法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从法理而言，也明显违背了程序安定的原则。在个别案件中，公安机关认为曾与第三人进行协商，因协商未成才进行治安处罚，可以视作已进行治安调解，作出行政处罚的时限应该从调解未达成协议之时开始起算，当事人则对此不予认可。此种情况即是治安调解工作缺乏一定的制度限制。治安调解工作在实践中反映出的问题除了程序性的问题外，据调研，实体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公安机关超越规范进行治安调解，使一些刑事案件和一般民事案件都进入到治安调解中，也容易造成当事人的不满。如前所述，符合治安案件调解的案件必须具备三类相应的条件，只有符合该三类条件的案件才能进行治安案件调解，否则，公安机关对此无管辖权，并易造成矛盾激化。[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