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知识产权与全球化

　　编者按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创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400多年前知识产权制度在西方社会的出现，更是通过激励创新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化的步伐。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创新则面临着新的挑战，对知识产权制度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我们该如何看待全球化与创新及知识产权的关系？中国将如何有效运用知识产权制度？本报特邀著名知识产权学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吴汉东与本报记者对话，以期为读者解答这些问题。

　　什么是创新

　　记者：今年4·26世界知识产权日的主题是“创新，将全世界联系在一起”。首先请您解读一下什么是创新？

　　吴汉东：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最早把创新理论引入经济学研究领域。20世纪初，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先提出了创新理论。在他看来，创新是在生产体系中引入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包括引进新产品、引用新技术、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新供应来源和实现新企业组织。20世纪50年代以来，后人在其创新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技术创新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两个分支。技术创新理论认为，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的。制度创新理论认为，技术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构成了经济增长的两大要素，而创新的制度是激励技术创新活动、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

　　创新推动全球化

　　记者：形容“将世界联系在一起”最贴切的词可能就是“全球化”了。请您解释一下什么是全球化？技术创新在全球化进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吴汉东：目前对全球化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但一般说来，全球化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包括科技、政治、法律、文化、环境、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全球化。

　　技术创新为全球化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根本的推动力。在全球化的第一阶段，即从15世纪末的航海大发现到19世纪70年代末，指南针的发明突破海上航行的技术限制，出现了15世纪末航海大发现的空前盛况；新航路的开辟，打破东西方隔绝的地理屏障，开始了全球范围的相互交往；活字印刷术的问世，促使信息超越时空的广泛传播，加快了智力成果商品化的转换过程；蒸汽机的应用，提高国际贸易和商品的流通速度，带来了以“蒸汽和钢铁”为标志的社会化大生产时代。

　　在新技术的推动下，全球各种自然经济的封闭状态被打破，新的经济体系开始建立起来。自1700年开始，英国进口的1/3都来自美洲、印度与非洲，而出口的1/7也流向这些地区。在18世纪，英国的对外贸易总量至少增长了2.4倍，而法国可能增长了3倍。而到1875年，英国对外贸易占经济活动的比重更是高达30%，德国为25%，法国为16%。这种有机联系具体表现为科学发现—技术发明—社会生产的一体化。

　　在全球化的第二阶段，即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80年代初，发明并使用发电机和电动机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推动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确立了以资本主义工业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和殖民体系，加快了全球化的进程；以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与新材料技术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对社会发展特别是经济成长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在全球化的第三阶段，即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现在，以网络技术和基因技术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带来了席卷全球的信息革命和知识革命浪潮，推动了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在实现高度工业化后率先向第三生产力过渡。作为信息技术革命产物的因特网，其所组成的“虚拟空间”是一个无中心的全球信息媒体，以地空合一的信息高速通道作为传输渠道，以渐趋普及的多媒体电脑作为收发工具，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推动了信息全球化的发展。

　　记者：请您谈谈制度创新中的全球化。

　　吴汉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制度创新一般是指制度主体通过新的制度构建以获得追加利益的活动，它是关于产业制度、产权制度、企业制度、经济管理制度、市场运行制度等各种规则、规范的革新。在创新体系中，制度创新居于基础和保障地位。技术创新立足于科技、经济一体化目标，是一种为促进经济发展而进行的新技术应用与商业化的活动，它离不开相应制度的保障、规范和约束。知识产权是私权法律制度创新与变迁的结果，同时也是直接保护科技创新活动的基本法律制度。知识产权法从兴起到现在只有三四百年的时间，但经历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的不同时期，基于科技革命而生，由于科技革命而变，其制度史本身就是一个法律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过程。科学技术领域的革命带来知识产权法的产生和发展，也可以这样说，知识产权制度创新的历史也是科学技术进步的历史。

　　创新催生知识产权制度

　　记者：科技创新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进程，那么科技创新是如何催生知识产权制度的呢？

　　吴汉东：知识产权是罗马法以来财产权制度变革与创新的结果，也是西方国家300多年来不断发展成长的“制度文明典范”。其产生原因，可从近代英国寻找到答案。近代英国是传统知识产权制度（主要是专利法和版权法）的发祥地，也是欧洲工业革命的策源地，这些并非历史的偶然。1623年，英国《垄断法规》最早对新技术、新领域的发明与引进做出了类似专利制度的规定；1709年，其《安娜法令》则首次授予作者、出版商专有复制权利，保护和激励人们对创造作品和兴办出版业进行投资。这些早期的知识产权立法源于英国17世纪、18世纪的重商主义思想，旨在促进本国相关产业的发展。近代英国知识产权法作为一种产业、商业政策和科技、文化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保护了发明创造者的利益，刺激了发明创造者的热情，为18世纪7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

　　由此可以看出，知识产权制度的出现，缘于对科技创新的保护；科技创新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也正因如此，世界各国纷纷利用知识产权制度促进本国的创新，发展本国的优势产业。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都是通过鼓励知识产权创造，形成一大批在全国乃至全球有影响的创新型产业集群；同时加强知识产权的管理和运用，构建以知识产权为导向创新政策体系，并注重知识产权保护，为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全球化中的科技创新

　　记者：全球化中的创新有什么特征？

　　吴汉东：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科技的创新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经济全球化既加强了世界各国政府、跨国公司以及相关组织乃至个人在科技方面的合作和相互影响，更加剧了各个国家之间、区域之间的经济竞争，推动了以经济增长为指向的技术创新活动。首先，科技人才自由流动的全球化。据统计，截至2005年，发展中国家有33%至55%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才已经去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工作。其次，科学研究与发展(R&D)资源配置的全球化。R&D配置的全球化使得原来分散在各个企业的研发优势和生产要素得以重组优化，进而降低了研发成本。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200多家跨国公司在中国大陆设立了将近1000多家R&D机构，投入的R&D经费总计达40亿美元。最后，科技合作与技术转移及利用的全球化。据联合国有关资料统计，全球国际技术贸易总额平均每5年翻一番，其速度不仅大大快于货物贸易，而且也快于其他的服务贸易。

　　在此种趋势之下，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纷纷把推动科技进步和文化创新作为基本战略，大幅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从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在国际经济、科技竞争中争取主动权。

　　全球化中的知识产权制度

　　记者：在全球化背景下，知识产权制度是如何推动科技创新的？

　　吴汉东：过去西方的学者，把今天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归功于近代欧洲的工业革命，在分析工业革命发生原因的时候，又把它归结为当时英国所出现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资本和教育的积累，这是一个历史与逻辑的一般结论。但是现在人们对这个结论提出了质疑，制度经济学派提出了新的看法，14世纪中叶的中国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教育和资本积累的水平丝毫不亚于18世纪的英国，那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中国？制度经济学派做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总结：中世纪中国在向近代中国发展的过程中，缺乏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因为它缺乏一个企业家阶层。熊彼特说企业家是创新精神的人格化，中国就缺乏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阶层。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思做出了更有意义的发现。他说中国之所以没有企业家阶层，就在于中国缺乏催生企业家阶层的产权制度，这个产权制度包括以私人制为基础的所有权制度，以及更重要的知识产权制度。在这里，我以一个法学学者的名义，进一步分析在英国发生的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之间的关系。英国在1623年颁布的专利法实施了一百年，极大地推动了当时英国的工业发展，包括冶炼、采矿、运输、纺织等等，所创造的财富是英国建国十几个世纪的总和。所以说知识产权制度对于激励科技创新、推进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记者： 经济全球化对知识产权制度带来了怎样的挑战？

　　吴汉东：经济全球化给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与变革带来了新的挑战，使知识产权立法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各国独自制定的知识产权制度，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框架下，逐渐走上一体化、国际化和趋同化的道路。

　　记者：当代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特点是什么？

　　吴汉东：知识产权的国际化，寓意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原则与标准范围的普适性。这一现象虽非始自今日，但当代知识产权制度呈现出一体化趋势并有着自己的显著特征：

　　第一，以国际贸易体制为框架，推行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草创阶段不同，以《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为核心的当代国际公约所确定的“最低保护标准”，体现了权利的高度扩张和高水平保护，更多地顾及和参照了发达国家的要求和做法。应该看到，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国际经贸体制的一体化，国际上已经形成一种有效防止保护领域和保护程度下降的“棘齿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必须以承认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为代价，来换取世界贸易组织提供的最惠国待遇。

　　第二，以执行机制与争端解决机制为后盾，推行高效率的知识产权保护。TRIPs改变了以往注重协调的传统，首次将原本属于国内立法的知识产权保护的程序措施，转化为公约规定的国际规则，从而使它与实体规范一起成为各缔约方必须严格遵守的国际义务。这一变化，使得以往难以实施的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具备相当约束力的可操作性。

　　记者：知识产权制度的一体化是否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带来不同的影响，主要原因何在？

　　吴汉东：在全球化背景下，知识产权规则的一体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带来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从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制定来看，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框架内，西方国家才是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主导者，发展中国家则只是接受者，充其量是参与者。一揽子协议立法模式，没有解决东西方利益失衡问题；从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实施来看，发达国家拥有更多的技术优势，发展中国家则具有相对的资源优势，TRIPs高水平保护的实体规则明显偏袒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对实施协定存在诸多困难。由此可见，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既是发展中国家平等地参与国际贸易的先决条件，更是发达国家维持其贸易优势的法律工具，这就导致了国际知识产权领域东西方国家间的利益失衡和权利冲突。

　　记者： 知识产权规则的一体化对发达国家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吴汉东：对发达国家而言，知识产权规则的一体化影响至少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第一，实现了美国等发达国家发起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最初目的，即保护他们的电影业、音像业和通讯业。第二，TRIPs通篇都是实质性的义务条款，任何一个缔约方不得保留。所以这就迫使缔约方在全球范围内普遍提升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准，满足了发达国家所倡导的知识产权强保护的利益需求。第三，形成了一个有效的多边争议解决机制，切实为发达国家知识产权贸易争端提供有效的解决措施。

　　记者：知识产权制度的一体化对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怎样的挑战？

　　吴汉东：知识产权制度的国际化一直在发达国家利益集团的干预下演进，其过程及结果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相对落后和科技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接受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系，究竟是被动接受的无奈之举，还是战略筹谋的合作博弈，对此有相当的弹性空间。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要接受TRIPs呢？我认为，这主要有3方面的原因。第一，发展中国家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得到了一些诸如市场准入、减税宽限期等优惠条款作为利益的交换。第二，美国“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一方面表现为有限度的让步，另一方面也扬言所有的框架协议要么接受，要么走开，不允许有所保留，否则美国国会不予批准。第三，提升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也是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谋求自身经济、科技、文化发展的需要。

　　我在这里想表达一个观点，这里谈到的一体化，绝对不是西方化，更不是美国化，是要达到、只要达到国际公约所规定的最低保护标准即可。

　　在国际变革大势中，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知识产权协调机制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走上创新之路仍然面临着困境。有以下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发展权与专利技术利用问题。发展权是第三代人权即集体人权的重要内容，是所有人民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权利。据资料统计，在全球经济中，世界97%的专利为工业化国家所有，70%的版权和许可证收入为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获得。在生物技术领域，美国拥有世界专利总量的59%，欧洲占19%，日本占17%，但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仅有5%。

　　由此可见，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利用其丰厚的技术和资金优势，熟练运用知识产权规则，大力推行专利战略，实现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对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一种技术合围，甚至技术垄断，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发展中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使得发展中国家无力充分地分享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利益。

　　第二，健康权与药品专利利用问题。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现今知识产权制度对健康权的实现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其一，由于专利权的垄断性，专利药品的昂贵价格通常超出贫困患者的承受能力，从而影响不发达国家的居民获得治疗。其二，由于专利实施的限制性条件，权利持有人可以阻滞他人获得药品专利技术，甚至在其政府的支持下限制贫困国家机器人民获得强制许可。其三，由于专利授予适用于具有新颖性但疗效与在先专利药品相似的产品，从而导致某类专利药品的生产和分配日益集中于少数发达国家的企业之中，这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制药行业的发展与创新。

　　第三，传统资源权保护问题。一些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传统资源，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从智力成果本身发展到智力成果的源泉，使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资源的国际竞争中有可能改变其劣势地位。但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传统资源无偿使用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反映了现有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制度缺失，同时也反映出对传统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能力尚待提升。

　　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方向

　　记者：在国际化趋势的大背景下，中国应如何运用知识产权制度？

　　吴汉东：知识产权对于个人来说是知识财产私有的权利形态，但是从国家层面而言，知识产权是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度选择。是否保护知识产权，对哪些知识赋予知识产权，如何保护知识产权，是一个国家根据现实发展状况和未来发展需要所作出的制度选择和安排。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韩国，无一不是以知识产权为战略武器，去占领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和提升自己的国际竞争力。

　　今年世界知识产权日的主题“创新——将全世界联系在一起”，向我们传递两个讯息：第一，知识的创新已成为一国在国际经贸领域中的核心竞争力。正如世界银行副行长瑞斯查德所言，当代社会，知识是比原材料、资本、劳动力、汇率更重要的经济因素。第二，在WTO的框架内，知识产权国际化趋势已使一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有机结合一起。进入新的世纪以来，我国的国际贸易发展非常快，对外贸易占中国GDP比重达到了70%左右。据海关统计，2009年，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1960亿美元。这表明，中国的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相互依存，共同支撑国家经济的发展。因此，中国政府与企业必须正视这一现实，学会利用知识产权政策工具，通过实施知产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进行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记者：2008年6月我国正式颁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将知识产权战略确立为国家战略。中国为何要制定知识产权战略来促进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

　　吴汉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环顾当今世界，西方发达国家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制定切合本国国情的知识产权战略，用以推动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

　　在我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颁布与实施，究其根本，源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总政策目标之需要。从发展意愿的角度来看，我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有一个发展模式选择问题。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一是不能走资源耗费型的发展道路。中国资源有限，人均淡水、耕地、石油、天然气以及50种主要矿产资源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5%、33%、18%、13%和40%至50%。因此我国不能靠牺牲环境、耗费资源、提供廉价劳动力来参加国际分工与协作。二是不能走技术依赖型发展道路。我国对外技术的依存度超过50%，不管是考虑西方国家维护其技术优势、限制高技术转让的基本立场，还是考虑自身经济安全、文化主权和科技发展的需要，中国都只能走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

　　从发展能力的角度来看，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2004年人文发展报告》，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基本达到世界中等或中等偏下的发展水平。但是，在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某些领域、某些发面，中国已经取得了明显进步，有些甚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这说明，我国对知识产权制度已有较大需求，对知识产权保护也具备一定调适能力。因此，我国保护知识产权、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更多是自身发展的需要。

　　记者：金融危机给中国的产业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政府和企业应如何利用知识产权战略以促进自身发展？

　　吴汉东：国际金融危机凸显出我国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低工资、低福利、低劳动保障维系相对竞争优势，且污染环境、耗费原材料的“肢体经济”的弊端。我国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行知识产权战略，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视为未来发展的关键，寻求新的发展方式。我认为，在推行知识产权战略的过程中，要特别重视知识产权的质量和效益，以“提高关键领域技术专利获取比例和专利技术的有效应用率”、“提高国际知名品牌的增长率和知名品牌的国际市场影响力”和“提高文化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和版权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为战略目标，在危机中寻转机，实现新的突破。

　　具体包括：第一，建立以知识产权为导向的公共政策目标。将文化教育政策、产业经济政策等有机联系起来，形成合力，共同促进创新型国家的实现；第二，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拓宽科研融资渠道，从而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是我国应对危机的根本之道，同时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长远之计；第三，提供发达的中介机构及其良好的社会服务。目前，美国一年的专利许可贸易收入达1800亿美元，品牌授权使用金额超过1050亿美元，这些知识产权交易都离不开中介服务活动。反观我国的知识产权中介机构，存在着数量较少、类型发展不均匀等缺陷，尚不能满足知识产权有效运用的需要。因此，要大力发展各种提供知识产权服务的中介机构；第四，培养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专门人才。按照国际惯例，企业应按技术人员4%的比例配备知识产权人员。我国目前有200多万技术人员，而知识产权从业人员估计只有1万人左右。因此，培养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专门人才，打造知识产权战略人才库是我国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源泉所在。（汪玮玮）

　　来源：中国知识产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