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民意推动司法改革

 《经济观察报》马国川记者在采访中指出，邓玉娇案现在已经基本落下帷幕。一个现象值得思考，司法判决下来，结果也许是大家都期待的、都能接受，但是许多人、尤其是网民还是不信任司法。

    一、简单的民意审判是不能让人民满意的

　　这种现象不是网民过激，不是网民与政府之间简单的对立情绪造成的。是因为长期以来司法受干预，给人们造成了司法判决不公的印象。当然，我并不是说在邓玉娇案中一定发生了这种情况，但是该案的一些迹象让人们产生怀疑，而政府又没有给予一个很明确的解释。其实，大家不是对结果有一个很强烈的要求，邓玉娇就应该被判决无罪，别的结果一律不接受。人们只是要想知道案件真相。如果说邓玉娇确实在比较轻微的侮辱下就采取了过激行为，她就应该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很多网民也都会接受这个结果。

　　根本原因在于，司法本身没有力量去抵制来自权力的干预，公众普遍认为判决早点内定了。就像邓玉娇案，司法判决下来，结果也许是大家都期待的、都能接受，但是大家还是不信任，因为结果可能不是司法本身判出来的。如果真的可以做到舆论公开报道，司法公开、透明，人们就容易接受结果。当然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对某些案件网民心中有一个明确的结果期待，像许霆案。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网民们并不是像某些专家所想的那样，就是想民意审判，不服从法院那套。相反，他们确实期待案件能够得到一个公正的审判，可是他们对审判过程不信任，而这恰恰凸显了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如果没有职业化改革，司法不能够做到独立和公正，即使判决的结果和大家心目当中期待的并没有两样，但是大家还是瞧不起司法判决。

　　从更注重结果到更注重程序，从这个意义上说，和许霆案比较起来，邓玉娇案里网民很明显进步了。当然，我不是说网民在许霆案中表现是错的，有时候立法可能已经过时，或者司法裁量权过大，这时候确实有必要借鉴一下普通老百姓的看法。有时候有些平民对法律表示一些蔑视可能是天然的。强势群体不需要违法，有权有势为什么要违法，完全可以做个守法的公民啊。小偷一般都是穷人，这些人可能会得到老百姓的同情，这是有可能的。许霆案就产生了这方面的民意。到了邓玉娇案，民意反而是希望司法过程能够做得更加公开透明，让人民信服。

　　有人说，网民的声音时只是一种情绪的发泄。但问题是，这种情绪往往背后能够折射出更深层次的问题。我认为有很多的情绪表达得是比较到位的，很多比较极端的表达虽然看上去非理性的，仔细分析会发现，背后其实有一种宪法意识。比如，对政府的一种不信任，事实上我觉得这反而是网民成熟的一种表现。像美国，布什说一句话，马上骂声一片，根本没有什么顾忌。你说这是一种非理性吗？可能是有非理性成分在其中，但是如果说一个社会像某些国家那样，领袖说一句话，大家都在那儿歌功颂德，举手欢呼，这反而是一种非理性的表现,完全是长期洗脑、灌输的结果，人们失去了起码的判断能力。所以，要一分为二地看待网络现象。一方面表达方式有一些过激，其实这种过激本身就是正常的，社会普通的凡夫俗子怎么去表达？就是那个样子，并不表明就是中国网民素质低，全世界、包括发达国家都差不多。即便他们有时候对于某些问题会产生某些不是很理性的判断，也往往是长期宣传教育的结果。作为学者要去深入考察原因，不是简单说是非理性。我主张对对网民给予客观的、宽容的理解。大多数网民认同法治理念，他们所表达的愤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针对法律，而恰恰是针对法律不能得到真正的独立、公正的运行，针对那种有选择的执法。

　　经济观察报：许多人认为，如果不是我们这些无数的人据理力争的话，很有可能是另外一种结果。就像邓玉娇案，如果说当初网民不对该案予以关注的话，最后很有可能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结果。

　　一些学者也在强调民意对司法的作用，但是按照民意判了，公众还是不信任判决，反而觉得判决是不可信的。这恰恰说明，简单的民意审判是不能让人民满意的。要真正让人民信任司法，最后还是不得不提高司法人员和司法判决本身的素质。要让司法取信于民很简单，首先要做到司法公开、司法透明，愿意来旁听就来旁听，只要不是故意捏造、撒谎，愿意报道就报道，司法根据法律和事实严谨地去推理，如果能够做到这些，最后得出的结论就能够让大家接受，网民不会不信任司法。

　　二、借助民意推动司法改革

　　因此，我从来不认为民意是一种阻碍，我认为民意至少99%是赞成司法公正的，他们希望中国的司法能够更加得到信任。绝大多数案件当中，他们希望司法能够按照法律去判，哪怕法律适用比较复杂，比较晦涩，一般老百姓理解起来有困难，只要法院能够让他们信任，他们完全愿意信任司法。但是因为司法改革实在不到位，导致司法过程无法让人民信任，而不是单纯结果让他们满意。

　　在经过一些理性的讨论之后，大多数人民是赞成司法职业化改革的。因为只有真正提高司法的素质，社会才能信任司法判决。大部分民众支持司法公正，而不是相反，更不是主张纯粹以民意来取代法律。司法的职业化改革不向前走，永远得不到民众的信任，受损最大的是司法本身。所有法治国家，也就是司法公信力比较高的国家都得这么做，中国没有理由不这么做。要寻找现行体制和司法体制的兼容空间，应该让司法有更多的自主权，让法官成为真正的法官。1999年实行司法改革的时候我很受鼓舞，就因为“要做真正的法官”这句话。十年过去了没有达到这个要求，所以应该一直往前走，让司法得到更多的信任。另外，应该信息公开，让网民正反双方的观点充分地表达。其实，对于一些基本政策，甚至大政方针的判断，普通老百姓不比专家弱。不要低估普通民众的判断能力，也不要高估学者的判断能力，其实很多事情就是一种价值判断，是一个要和不要的问题。如果正反双方的观点都得到充分表达之后，我觉得完全可以信任。前提是民众必须拥有充分的信息，不能扭曲，不能有选择方面让民众看到一部分事实，把其他的都遮挡起来。

　　权力不干预了，司法就公正了？当然不是这么简单。司法改革的一个很大的困惑就是，如何保证权力不干预？在监督力度很可能减小的情况下，还能够保持司法相对清廉而不会发生全面腐败？所以我认为，司法改革需要制定一套比较谨慎的方案，按照现在的模式是没有前景的。难以建立人们对司法的信任。经过了好几十年，我们对司法信任了吗？反而是越来越不信任，改革开放以来司法腐败呈上升的趋势。我认为不能被归结于改革，恰恰是在改革大环境下司法改革滞后的后果。当然不能司法照搬某国的模式，但是我们至少要明确改革的方向，目标确定后不能再走回头路。往回走是没有前途，要往前走。一夜之间不可能实现法治，怎么办？在维持一部分监督的情况下，让法官逐渐地提升素质，培养独立人格，最后具备法治国家法官的素质，这样就可以通过渐进的方式实现司法公正的目的。目前这方面我们做得比较欠缺，没有什么很实质性的措施推动司法改革往前走。

　　我并不是绝对地反对司法大众化、民主化，比如说落实陪审员制度，但是这只是一个枝节方面的改进，它并不能够取代司法职业化改革。没有司法职业化改革，光是靠几个陪审员，能让我们法院实现司法公正吗？只是让法院按照民意审判，判决就能够让人们信任吗？邓玉娇案体现得非常清楚。所以司法改革还是离不开职业化的方向，不能偏离职业化的方向。

　　三、通过司法改革树立司法的公信力

　　毋庸讳言，公众对司法的不信任确实存在，现在存在着一个严重的司法信任危机。司法普遍得不到公众信任，恰好说明了司法职业化改革应该继续推进，因为司法改革的一个初衷就是要通过制度保障实现司法公正。说实话，司法改革多年但是成就有限。司法不能避免权力干预，没有实质性的制度改革，导致司法腐败现象很多。我不认为中国法官的素质一定比我们普通人更低，通过考试的人至少在法律知识上肯定要比普通人高得多。至于道德素质，就一定比我们普通人差吗？如果不能说他们更高的话，也不能说他们更低。为什么给人产生这种印象：这些人进了法院之后就很容易腐败呢？是因为他们接触到各种各样权力资源，有腐败的机会，目前没有有效的办法去遏制。当然，根本原因在于，司法本身没有力量去抵制来自权力的干预。

　　如果说司法改革最后能够做到这一点，对中国社会可以说是非常有利的。一个公正的司法不仅本身得到大多数人的信任，同时给政府带来了信任，如果大家能信任司法，老百姓会觉得政府体系中至少还有一个机构是可以信任的。西方国家老百姓对政府的不信任也是很严重，有时候甚至超过50%，美国布什政府的民意调查支持率一直很低，甚至70%的民众不信任，为什么社会仍然安定？关键就是司法维持着一定的公正性。如果司法跟着政府跑，政府说什么就是什么，这很可怕，政府和社会之间就没有一个缓冲地带。我们现在就缺失这样的缓冲地带。政府和民众之间不能存在那么尖锐的对立，彼此之间要有一个基本的相互信任。法院或者说法官可以给我们带来这种信任。所以说我一直在主张司法跟政府之间要有一定程度的分工，要有一定的分离，不能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什么事情都听政府领导。让司法保持一个相对超然中立的地位。

　　让司法保持一个相对超然中立的地位，人们即使不完全信任行政，但是信任司法，这就表示对整个政府还有一种信任。但是这几年司法改革受到各种因素干扰。可怕的是，大家什么都不信了。这不是很危险吗？这样很容易造成民意的极端化，跟政府唱反调的人站出来，一呼百应，不管他是左的还是右的，只要他说的跟政府不一样大家就买他的账。这种情况很危险。

　　包括法学家对待像邓玉娇这样的案件，不一定非要表达对结论的认同，学者的作用主要是在于指出法院判决说理是不是充分的，整个处理案件过程当中是不是能够保证公开透明，法院只要能够达到这个要求，咱们就没有太多别的话语权。类似的案件必须按照类似的办法判。如果这种判决是不可复制的，网民就会不断从一个案例奔向另一个案例，在一个案子上集中发声，试图以此来影响司法。最终结果很可能就是一种非理性的民意审判，大家完全把目光集中在结果上面。一个根本性的缺失，就是我们没有一套制度性的东西来处理这些事情。这很难让公众心平气和地期待着下一个结果：没问题，下一个肯定是这样判的。整个社会失去了可预期性，明天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一切都有可能。

    目前似乎只有依靠民意审判才能获得满意的判决，这恰恰是没有制度或者制度扭曲的必然结果。知识分子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适当地引导人们从纯粹对结果的关注走向对制度的关注，要解决源头性的问题，就必须要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制度建设，更加关注我们的选举制度、司法制度、行政问责制，如果制度设计好了，我们就看不到有那么多事情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以只能做出被动消极的反应，被动应付。只有进行司法改革，通过司法改革树立司法的公信力，否则社会公正的最后屏障就越弱。司法改革十年之后，这条路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