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融入民意是关键

“当下中国的司法制度存在很多严重问题，司法改革也面临很多困难。但法治理念已深入人心，迈向司法现代化的大方向不可逆转。”2月1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徐昕在“司法改革”学术研讨会上说。当天，由该中心主持编写的《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2009)》正式发布(2月2日《中国青年报》)。

　　作为首部基于民间立场的司法改革蓝皮书，司法改革2009年年度报告向我们展现出一年来的司法改革进程，其中既有未来司法改革的理想，也反映了当前面临的现实困境，更提供了诸多可供选择的路径。从参与的意义上说，其本身不仅是学者纪录法治进程的载体，也是民间表达法治诉求的一种方式。

　　应当说，在经过2008年激烈的司法改革论争之后，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践部门，对司法改革的推进都更为理性。但是这种理性仍然难以承载强劲的民意期待。尤其是2009年，一系列被舆论放大后成为影响性重大案件的发生，如胡斌飙车案、习水嫖宿幼女案、邓玉娇案、梁丽拾金、“躲猫猫”案、李庄伪证案等，之所以引起舆论的强烈反应，背后都折射出民间对当前司法运作的不满，以及对深化司法改革的诉求。与此同时，3.38亿网民汇成的网络舆情对司法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每一起司法事件都容易触动网民的神经。在这种背景下，司法改革如何回应日剧强烈的民意诉求，就成为衡量改革正当性的重要因素。

　　法治社会，司法的独立、公正、高效运作，乃公民权利免受非法侵害的重要屏障，也是防止国家体制内其他公权力破坏社会正义的至上权杖。在当前这样一个利益冲突加剧的社会转型期，我们推进司法改革的动因，正是由于民众对司法信任度的降低、司法的行政化、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等，现有的司法制度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正义需求。既然如此，司法改革到底选择什么样的路径，才符合上述目标要求？在笔者看来，不管是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司法队伍，还是推行民主化的审判机制，学理上的争论最终都无法替代民众的意见。同医疗、教育、户籍等改革一样，司法改革也必须开门纳谏、问计于民，将不同的司法改革方案交由人民讨论、选择，并最终由民意代表机关批准实施，如此才能形成正当化的改革程序，确保改革的方向不偏离民意需求。

　　世界上许多成功进行司法改革的国家，都注重在决策中听取民意。韩国1999年5月成立了作为总统咨询机构的司法改革促进委员会，该委员会的31名成员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不仅包括法曹界人士，而且包括社会各界阶层具有代表性的人士。日本立法要求审议会在向内阁提交《司法制度改革意见报告书》前，应当先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审议会还不定期在不同地方就不同问题召开司法改革地方听证会。虽说近年来我国司法改革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但普通百姓始终处于“看客”的地位，并没有参与到这场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改革事业中来，改革措施的出台缺乏透明度，对于改革决策的规划设计，似乎仅限于相关法律机关和知识界人士，普通民众的“话语权”还没有得到重视。

　　其实，广大民众应当是司法改革的发动者、参与者和评价者，缺乏民意基础的改革必然违背宪政精神。只有当对国家行为起决定性影响的是多数人的意志，而不是某些掌握绝对权力的个人或者强大的团体的利益时，司法体制才能以最有利于人民利益的模式构建。所以司法改革绝不是某些政治人物、政治团体、司法机构和法学家的事，而是全体人民的事，“只有人民能够以合法的方式真正参与国家意志的形成，才能够克服某些局部利益而得到一个最有利于人民的司法体制”。

　　因此，司法改革是在民众的不满中发动，其过程必须要在民众的参与中推进，其结果也必须在民众的评价中检验。而对于一年来司法改革的进程如何，举措是否得当，效果反应怎样等，都需要纳入民意的检验与评判，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民意的反映、整理和吸纳的制度化、规范化，确立理性的民意甄别和回应机制，以确保司法改革正当、稳健而有效。

傅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