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卫：公司法与近代商号的出现（三）

发布日期：2009-11-02 文章来源：互联网

私人契约的世界依赖于庇护制度而生存。在这个世界中，契约只是宣布了目的。契约中不包含惩罚条款，因为缺乏强制执行契约的独立的手段，一条惩罚条款并没有什么大用。如果契约引起争议，缔约各方都寻求其社会关系来解决纠纷，这些关系常常就是他们的庇护人。当庇护人失败，调停也就失败。根据不同情况，失败可能导致直接的冲突。在这个世界中，信用是一种个人的属性。

　　在高层金融世界里，投资者寻求一个为投资者服务的金融机构（finance houses）为了酬金提供服务的竞争市场。为了竞争，这些机构不仅为其能获得高于竞争对手的红利大作广告，而且它们还营造一种形象，表明由于具有金融市场的知识，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游刃有余，它们足以应付反复无常的变化趋势。它们强调其推算（calculate）并因而实现最大程度增值（maximize)的能力。它们要求其投资的机构是公开的和可以预测的。它们也会强调对这些机构的细节（包括其人员）的了解，在广告中不会表现受到高层负责人偏好影响的带有任意性的决定。在这个世界中，可预测性是制度化的。

　　个人信用不容易转变为书面的文件。一个人可以以任何形式写下欠条，但一个债务人不想拖欠一个债权人的事实，并不能担保他不对另一个债权人违约。相对来说，制度上的可预期性可以很容易地表现于可转让股份（transferable shares）上。但是，只有在其转让的条件建立以后，股份才是可转让的。这些条件包括公司法人、股票交易所的存在和明确宣布的有强制力的交易规则。所以，建立于个人信用之上的商业结构，其资本是不方便流动的。建基于可转移证券上的商业结构，其被设计出来就是允许资本流动的。资本主义的原则在个人信用为基础的商业结构并不能走得很远，但必然包含在为财产的转移发行纸的证券的商业结构内。

以上两节的论点是，以私人契约为基础的机构，不管是个人之间或是团体之间没有国家支持的契约，都在明清时期获得很大的发展空间。到晚清的时候，不管高层还是低层，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中国人都非常熟悉使用私人契约。但是，在筹措资本集约项目（financing capital \|intensive projects)的领域里，中国落后了。有关集资项目的制度没有发展起来，国家对此并不支持，也没有准备给市场让路。1949年以前，中国有两次似乎开始走上向足以支持近代工业的工业银行发展的道路，但都没有结果。

新儒学在传统伦理中找寻创业的根源，其实是不懂得经济的运作，不明白韦伯有关行为制度化的概念。商业史的要旨，不在于谈论抽象的伦理观念的演变，而在于描述不同时代实际商业行为制度化的差别与矛盾。中国商业史现在需要的是，以实际的案例，说明有公司法以前财产控制的演变、会计制度的应用、家庭同居共产的运作（迄今尚未有一个例子说清楚这一问题）、从公司档案可以了解的股东和行政的相互关系、工作目的组织等清楚地与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联系起来的研究。空谈商业史的文章太多了，我们应该埋头努力，多在资料堆中找寻商业运作的实际情况，再不要以为商业是学人搜索枯肠的幻想的现象。

　注释：

　[1] 本文所称之政府企业，指以“官督商办”形式经营的企业。这些企业最好被描述为“政府创办”。感谢黎志刚向我指出了这一点。

[2] 关于用“公司”一词作为East India Company的译名，参见E.C.Bridgman,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Macao:S.wells Williams,1841,p.234;and Ernest John Eitel, A 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Cantonese Dialect ,London:Trubner and Co.,1877,p.305;关于该词汇更普遍的用法，参见A.Dyer Ball, Cantonese Made Easy, Shanghai:Kelly & Walsh,1889,p.126 and George Carter Stent, 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in the Pekinese Dialect, 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98,p.346,Stent将“公司”一词翻译成“to manage public business,a public comany"; 有关东南亚的情况，参见Wang Tai Peng, The Origins of Chinese Kongsi, Selangor Darul Ehsan,Malaysia elanduk Publications(M) Sdn Bhd,1994;关于这个词1683年被使用的情况，参见松浦章：《清代“公司”小考》(华立翻译)，《清史研究》1993年第10期。非常感谢何汉威博士让我注意到这些研究。
[3] 1878年至1881年有关轮船招商局国有化的议论可供参考。参见黎志刚：《轮船招商局国有问题，1878—188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卷(1988)，第15—40页。

[4] Bishop Carlcton Hunt,\%The Development of the Business Corporation in England 1800_1867,Camb.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6.

[5] 关于“洋务运动”的大致情况，可参见Tingyee Kuo and Kwangching Liu, Self strengthening:the pursuit of Westem technology, in John K.Fairbank,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0,Late Ch'ing,1800-1911,Part Ⅰ,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p.491_542。还可参见刘广京《经世思想与新兴企业》，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版。

[6] 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29—134页。

[7] 关于这些复杂的事务，参见《皇朝续文献通考》，1921年版。

[8] 关于“官督商办”非常有用的简洁概述，可参见邵循正：《关于洋务派民用企业的性质和道路——论官督商办》，《新建设》1964年第1期，又见邵循正：《邵循正历史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49—371页。
[9] Albert Feuerwerker, 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Sheng Hsuan\|huai(1844\_1916)and Mandarin Enterprise, New York:Atheneum 1970,(first ed.1958),pp.124_149.

[10] 汪敬虞：《十九世纪外国侵华企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历史研究》1965年第4期；又见黄逸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3—257页。

[11] K.C.Liu, Anglo American Steamship Rivalry in China 1862_1874,Camb.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p.184n.67.

[12] E.J.Eitel, Europe in China,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reprint of 1895 edition;pp.367_368.

[13] 汪敬虞上引文页206也指出，1875年上海开始船舶注册，推进了中国人投资船运业，他引用1880年上海领事报告(?Consular Reports ?Shanghai,1880,p.101)进一步证实，这是当时的看法。

[14] Frank H.H.King. 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vol.1,pp.61_62.

[15] 1862年Augustine Heard为其航运公司招股而大作广告，结果没能在上海筹到一点钱。1880年经元善为其棉织厂做同样事情的时候，出现了超额认购。关于Heard的尝试，参见汪敬虞文，第197页。关于经元善，参见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68页。

[16] 张国辉上引书，第369页。

[17] 洪葭管、张继凤：《近代上海金融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4—138，145—149页。又参见第145页引用的1882年9月27日《申报》支持股票经纪的文章。

[18] Yen ping Hao, The Comprador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Bridge Between East and West,Cambridge:East Asian Research Centre,Harvard University,1970 p.100.

[19] 陈诗启：《盛宣怀的资本及其垄断活动》，《厦门大学文科学报》，1962年第3期，第1—22页；北京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室：《盛宣怀未刊信稿》，北京：新华书店1960年版，第268—287页。

[20] Albert Feuerwerker, 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pp.146_147;张国辉上引书，第360—361页。

[21] 邵循正：《洋务运动和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关系问题》，《新建设》1963年第3期，又见邵循正《邵循正历史论文集》，第301—322页；汪敬虞：《从上海机器织布厂看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关系问题》，《新建设》1963年第8期，第35—44页；Albert Feuerwerker, 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pp.207_225;Edward Le Fevour,Western Enterprise in Late Ch'ing China,A Selective Survey of Jardine,Matheson & Company's Operations,1842_1985,Camb.Mass:East Asian Research Centre,Harvard University,1970,pp.40_47.

[22] 全汉升：《汉冶萍公司史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

[23] 何汉威：《从银坚钱黄到铜元泛滥——清末新货币的发行及其影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2卷3期(1993年)，第389—494页。

[24] Lillian M.Li, China's Silk Trade:Traditional Industry in the Modern World,1842_1937, Camb.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1;Robert Eng, Economic Imperialism in China:Silk Production and Exports,1861_1932, Berkeley: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86.

[25]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重版，第74—88页。

[26]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重版，第111页。

[27] 杜恂诚编：《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5—528页。又参见Michael Godley, The Mandarin Capitalists from Nanyang:Overseas Chinese Enterpris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1893_191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28] 千家驹：《旧中国发行公债史的研究》，《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又见纯粹学社：《中国近三百年社会经济史论集》卷5，第12—13页。

[29] 王尔敏：《商战观念与重商思想》，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台北：作者1977年出版，第233—379页。根据王尔敏的研究，商战思想是曾国藩在1860年代提出的，到1880年代以后普遍流行。

[30]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895—1914》，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80页。

[31]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1895—1914》，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709—710页。

[32]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895—1914》，第683页。

[33]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895—1914》，第635页。

[34] 大生系统企业史编写组：《大生系统企业》，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7页。

[35] Lee Enhan, China's Quest for Railway Autonomy 1904_1911,A Study of the Chinese Railway Rights Recovery Movement,Singapore: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1977,pp.96_98.

[36] 全汉升：《青济铁路建设的资本问题》，全汉升：《中国经济史研究》，香港：新亚研究所1976年版，第229—252页。

[37] Wellington K.K.Chan, Merchants,Mandarins and Modern Enterprise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Mass:East Asian Research Centre,Harvard University,1977,p.153.

[38] George Jamieson, Chinese Family and Commercial Law ,Shanghai:Kelly and Walsh,1921,p.i

[39] Lord Charles Beresford,The Breakup of China,London,1899,pp.99_100.

[40] G.W.Keeton, The Development of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 New York:Howard Fertig,1969,vol.2,p.373.

[41] G.W.Keeton,The Development of Extraterritoriality, p.365.

[42] North China Herald, Supplement,10 Sept.,1902,and George Jamieson,\%Chinese Family and Commercial Law ,pp.178\_179.

[43] 从1903年4月伍廷芳和其它人被任命起草法律，至1904年1月他们提出已经完稿的方案，只有不到9个月时间。参见《光绪朝东华录》第5013—5014，5132页。哲美森：《英国公司定例》，陈忠倚编：《皇朝经世文三编》，卷39，第3a—5b页。

[44] George Jamieson, Chinese Family and Commercial Law ,pp.124\_125.

[45] 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4—96页。

[46] 直至1920年，只有?1 167?家公司和475家工厂向中国政府注册，参见陈真、姚洛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北京：三联印书馆1957年出版，卷1，第10页。

[47] Paul Connerton, The Tragedy of Enlightenment,an Essay on the Frankfurt Schoo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pp.120_121.
　　(原文为英文，由陈春声翻译为中文，译稿经作者核阅并增补)

发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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