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化是打黑除恶常态化的保障

1月15日，重庆市公安工作会议召开。相关负责人透露，年内力争抓获上网逃犯9000名以上，并确定了今年公安工作的重点：以打击“两抢一盗”为主攻目标，进一步促使打黑除恶工作的常态化和整治治安乱点的经常化(《重庆晚报》1月16日)。

　　重庆的打黑行动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2009年重庆市公安机关破获的刑事案件突破8万起大关，破命案积案超过前5年总和，摧毁14个重大黑社会性质组织以及一大批黑恶团伙，上百名团伙头目无一漏网。重庆的社会治安状况为之大大改观，“打黑”行动得到了许多民众的支持。但是，在这种巨大的成绩面前，许多民众也产生这样的疑虑，今后黑恶势力会不会死灰复燃，打掉一批过一段时间又滋生一批，甚至后来者比打掉的更“黑”、更“恶”呢？

　　也许正是为了回应民众的疑虑，重庆公安机关提出“打黑除恶工作的常态化”的口号，指出坚持“黑恶必除、除恶务尽”，稳、准、狠地打击黑恶势力，建立健全打黑除恶常态化工作机制，彻底铲除黑恶势力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但是，要交出真正满意的答案，恐怕绝非喊出一句响亮的口号那么简单。

　　“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任长官一个样”，向来是我们许多地方的真实写照，“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最好不过地形容许多地方“新政”的命运。想当年，吕日周在山西长治市搞舆论监督，搞得轰轰烈烈，但是随着他的离任，一切又恢复老样。“打黑除恶工作的常态化”说来容易，做起来难。谁也无法确定，随着现任领导的离开，“打黑除恶”能不能继续，而常态化会不会成为一句空话。

　　所以，“打黑除恶工作的常态化”的核心在于“打黑除恶工作机制”法治化。那就是为“打黑除恶工作”量体裁衣，精心打造，规定一整套规章制度，并且将责任落实到人，在这基础上，将这些规章制度通过法定的程序上升为法律，使得打黑除恶工作“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样，才能保证黑恶势力一露头就被打，而且，领导人不断变更，而打黑除恶工作却能始终长抓不懈，保持高压态势。

　　“打黑除恶工作的常态化”还必须依赖于反腐败的法治化，让反腐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反腐机制能畅通有效。经验表明，哪里黑恶势力横行，哪里就有官员腐败与失职，就有官员与黑恶势力勾结的身影。重庆此次“打黑除恶”的经历，再次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反腐败不能实现法治化，“打黑除恶工作”不但会遇到重重阻挠，而且，就是“打黑除恶”的组织者，本身就可能培育黑恶势力，曾经作为“打黑英雄”的文强沦为黑恶势力“保护伞”就是一个典型的先例。

　　“打黑除恶工作的常态化”还在于“打黑除恶”的过程阳光透明，摒弃“运动式打黑”，让打黑的侦查、起诉、审判制度法治化。重庆的这次“打黑除恶斗争”赢得了一片赞扬之声，但是，也有不少异议之声。比如对“黑恶势力”头目黎强等人是否涉及涉黑罪名等，都有不少不同的声音。

　　不管这些声音有无道理，我们都应当容忍这些异议之声，并且要设置相应的程序来听取他们的声音，要让侦查、起诉、审判更加符合法律规定和遵守法定程序，更加透明与公开。因为，只有通过法治的轨道来保障那些涉黑当事人的权利，才能体现我们对于人权的尊重，才不是将“打黑”异化为“黑打”，才能让我们的“打黑除恶”行动得到更多人的认同与支持，才能让“打黑除恶”的审判能经受住历史的检验，打黑除恶才能持久，真正的常态化。

　　所以，要让“打黑除恶工作常态化”，就必须让打黑除恶的工作机制法治化，让反腐败的机制法治化，让打黑除恶过程法治化，一个法治昌明的社会，才是黑恶势力不敢抬头的社会。

杨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