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们的艰辛婚姻历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已成为都市里新型的劳动大军。他们在为城市建起一座座摩天高楼、筑起一条条宽阔大道的同时，情感和婚姻方面的各种问题却日渐凸显，引人关注。中国有1.5亿农民工，青年民工占80%，从乡村走向城市，很多青年民工保持了传统婚姻的执著与忠诚，但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出现的感情疏离，社会转型期价值观的裂变，导致青年民工离婚率高达44%。他们的婚姻究竟在哪里安家?如何构建他们的情感世界?让我们走进他们的生活，走近他们的心灵，体味他们情感生活中的一份持守，一份失落。

　　“牵手不容易，我们走到底”

　　民工的生活状态就是常年漂泊，夫妻分居两地，婚姻经受了多重考验，但很多民工在逼仄中默默持守，爱情在质朴中愈发动人。

　　南京河西偏远的河北村建筑工地上，有一间安徽泾县农民工蒋云山夫妇的工棚，细心的女主人将这间20平方米的工棚打扫得干干净净，床头还挂着一张“年年有余”的年画。38岁的蒋云山来南京已经5年，妻子也在南京做保姆。尽管在同一个城市，夫妻俩却很少见面，妻子平时住在雇主家照顾老人。两人的工资加起来2000多块钱，主要用在老家读书的儿子身上。

　　前几年，蒋云山在无锡、苏州等地打工，妻子在老家种田。5年前，他们结束分居生活，一起来到南京打工。蒋云山说，他们是自由恋爱，还是初中同班，感情很好。说着，这位钢筋工伸出粗糙的手在行李箱里掏出一本影集，是两人的结婚照，小蒋老气的西装映衬着妻子羞涩的表情，充满温馨。蒋云山说，他还有好多封信，那是他们读初三时写的“情书”，他一直珍藏着，并随身带到打工的城市，想她了就拿出信来看一看，拿出照片来摸一摸。

　　他一直记着对她的承诺——“你跟着我受苦了，但只要有一碗面，我喝面汤你吃面。”她笑着说：“现在还不至于吃面条，雇主家有好吃的东西给我，我都集中到一起乘地铁送到他的工地上。”结婚10多年了，他们从没红过脸。

　　在蒋云山的工地上，记者看到，那些为生活辛苦劳碌的工人，无论夫妻分居抑或蜗居工棚，都有着对甜蜜爱情的执著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真实写照。而新一代民工对爱的理解更加浪漫，他们青春的脸，灿烂的笑，诠释着这个时代民工的风采。

　　在一家话务公司工作的冯英菊来自连云港农村，时尚的打扮，让她已完全像一个城里人。她城市梦想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找到真爱，而今她阶段性地成功了。21岁的她和做业务员的于剑在南京一家网吧一见钟情，现在已经恋爱一年。在陌生的城市，他们相互照顾，相互依靠，享受着甜美的爱情，一起为未来拼搏。

　　如今他们已在南京美和园小区租下了一个只能放一张床的单间，他们更大一点的梦想是能在不长的时间里，有能力租下一个套间，然后结婚，生孩子。于剑说：“我们坚信爱情的力量。”“牵手不容易，我们要走到底”，冯英菊“煽情”地说，“死了都要爱。”

　　闪婚与闪离，两地分居让爱情少了坚守

　　由于常年漂泊，居无定所，新一代农民工的婚姻常常会出现“闪婚”现象。

　　昆山张浦一家制造企业，28岁的皖籍农民工顾彬在打工6年之后，从去年升任车间主管，工资涨到了3000元。每年春节回老家，父母都催他结婚。去年春节他相亲4次，最后见的一个女孩感觉不错，只谈了10天恋爱，就匆匆结婚，如今女儿已经满月。他在张浦找好了房子，和人合租，每人一个单间，方便老婆自由来去。说到未来，他说，自己会在企业好好做，将来把老婆接到昆山，再租个大点的房子。

　　“闪婚没什么不好，关键是要‘闪’对人。”小顾说。他手下30多个工人，基本上都是一个婚恋套路，除了2个和本地工厂的女工谈恋爱外，其余都是通过回老家相亲这样的方式匆匆结婚的。

　　闪婚主要是环境造成的。吴江一家乡镇电子厂的苏籍女工张琳琳，中专毕业后上班5年，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回宿舍上网，再加上工厂地处偏僻，根本没机会认识别的男孩子。她父母最近给她在老家张罗相亲，本来对相亲不屑一顾的她，如今不得不低头，准备请假回家与男方见面。

　　记者注意到，随着闪婚的不断增多，闪离现象也日益突出。根据苏北某县民政部门的调查，春节前后是办理结婚证和离婚证的高峰期。闪婚大约在1000多对，而闪离则超过600对。有对农村青年从结婚到离婚只有10天：年底双方相亲，男的参加婚检被查出乙肝，他隐瞒女方实情，10天后女方得知当即大闹一场离婚。最离谱的是，第11天，女方和新对象又闪了一把，开始了她的第二段合法婚姻。正月还没有结束，女的留在老家开理发店，男的去了无锡打工，从此劳燕分飞，大家只混了个脸熟。

　　据调查，已婚的青年民工中，离婚率高达44.05%。为了防止闪婚后闪离，不少乡村渐渐演化出一种新风俗，女方订协议，要求男方交纳1万到2万的婚约保证金，离婚的话这钱就不再退给男方。

　　安徽女孩肖梅，今年24岁，前几年和邻村小伙子王亮结婚，感情不错，但一直没有孩子，记者曾目睹这对小夫妻在乡村小路上飙摩托、散步、拥抱。然而婚后，肖梅跟着哥哥在上海开小饭店，王亮留在老家开收割机，彼此天各一方。很快，肖梅便和一位湖北来的美发师好上了，嫌王亮土气了。令王亮难以接受的是，虎年春节，那位美发师居然跑到肖梅老家来找她，3个年轻人过了一个动荡不安的年。最终，王亮决定退出。在办理了离婚手续后，他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去了苏州打工。

　　据苏北某县法院人士介绍，打工过程中产生婚外情，是农村离婚率上升最主要的原因，民工离婚案件中，其中一方在外打工有了婚外情的占到70%。同时，70%的离婚由女方提出，一是女性受到城市文化冲击带来女权意识增长，二是男性农民工即使在城市有婚外情，也不愿意主动提出解构家庭。

　　安徽民工小月，长得俊俏苗条，本来留在老家照顾两个幼儿，还在当地县城做钟点工。去年底，在上海打工的老乡隐晦地告诉她，她老公在上海有人了，是个小姐。小月一听炸了，打电话坚决让老公回家，说金山银山都不要赚了，要么回来，要么离婚。今年，老公在家门口的工厂上班了，他们租下了县城的车库房，开始了新生活。

　　小月遇到的问题是许多中国农民工在婚姻生活中面临的共同烦恼。全国1.5亿民工，平均年龄不足30岁，但夫妻双双出来打工、能在一个城市居住的，实在不多，两地分居给婚姻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苏北某县2009年农村离婚案件2288件，比起10年前的数百件，数量大幅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