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率与公平在初次分配中的两度统一（中）

二、物权行使制度的两层统一表达了初次分配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1、物权的行使是有代表性的劳动生产过程

　　物权行使有两条途径：物权流转和物权利用。两条途径的实现过程与马克思论述的劳动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基本吻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商品为轴心的劳动生产理论将劳动关系分为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生产资料由劳动对象与劳动资料组成。物权的动产物和不动产物，与《资本论》中的“商品”外延几乎重合，基本上囊括了劳动的生产资料，只是劳动生产资料中还含有一定的知识产权，比如延伸劳动工具的专利。即使这样，知识产权的大部分仍应属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并不是知识产权都进入了生产资料。那么，物权利用投入的物与劳动过程中的生产资料，两者的外延也是差不多重合的。这就可以认为，物权的行使相近于马克思所论述的劳动过程。物权行使最终能归属的物就是劳动产品。这个劳动产品就是通常所说的“蛋糕”。
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发生在劳动生产领域，即从投入生产资料到产出“蛋糕”，将“蛋糕”做了扣除以后分配给物权人和劳动者。初次分配就是劳动当事人之间的分配。物权利用过程可以代表劳动过程，而初次分配又只能在劳动过程中，那么确认物之归属后的物权利用中关于效率与公平的研究，可以用于初次分配中效率与公平关系的论证。

　　2、初级分配中的效率与公平在市场上的统一与冲突

　　竞争者处于同一个市场上，依据相同的竞争规则、相同的市场秩序、相同的等价交换和契约自由等进入劳动生产过程。市场本身提供给每个竞争者的机会和平台都相同，市场也不可能识别地位优劣，这正是“看不见的手”的特点，学者指出：“商品经济取代封建经济而占统治地位，商品作为最大的平等派，它否定了公开的等级特权，把建立在等级基础上的旧的公平或平等转变为等价交换、机会均等、平等竞争为内容的公平观”，[6]市场是天然的平等派。市场中一系列可预测性、稳定性、可靠性以及相应规则的总和，集中表现为内在的“市场公平”。市场公平的本质特征是等价交换，主要功能是通过市场价格信号的引导将资源配给最能利用的能人手中，从而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资源利用的最大化是市场的特点，是市场经济之所以有效率的表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到一百年的历史里的生产力超过了过去的一切时代的总和。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给予早期市场经济效率的评价。如此资源配置最优和效用最大化就是“市场效率”，是市场运行的效果。因此，市场既有效率又是公平的，市场公平和市场效率是自发的低层级统一。市场是两者统一的天然场所，是统一的原点。

　　但是，市场的静态统一仍然是单一和静止的市场公平与激烈竞争的市场效率不能同步。市场提供过程的秩序和稳定的公平，与成百上千万自发参与者的最大化竞争行为结合，导致各种不同的竞争结果。市场的低层统一是市场过程的前提，但市场过程的结果却差别巨大：一方面是在市场过程中的差异。进入壁垒的市场垄断，垄断者能够凭着市场支配地位剥夺他人的获利机会和攫取更多属于他人的资源；经济的负外部性，生产者能将生产成本外部化，让社会他人承担成本而自己超额得利；稀缺资源分配不公平，“在趋利的市场竞争中稀缺与利润共生，但稀缺并不导致资源的公平分配，往往向少数人集中”；[7]强势权利者寻租，强势生产者与公共权力结合，在寻租的同时获得更多直接的非生产性收入，等等。另一方面在于固有差异。在市场竞争中各种不同主体因生产资料占有量、知识素质、所处环境等要素凛赋不同，则主体的机会和行为选择迥异。弱势者，受到市场的强制约束，很少有行为选择的自由，只能依靠丰夜早起，到超市排队购买限量的低价食品，明知效率很低甚至负效率，但没有别的自由，不能像强势者那样可以选择开专车、坐火车或乘飞机去签订利润可观的合同。如果市场过程与个人凛赋两个方面叠加，并且自然发展和自由放任，结果是某个人或群体最有效率，对其他人则是非效率，必然出现贫富殊悬和“马太效应”的后果，这就严重脱离市场公平。此时的私人效率与市场公平明显冲突。市场规则的市场制度为生产者之所以有效率提供了经济秩序，能够刺激财富迅速增长，但对于悬殊的贫富差距和“马太效应”的不公平结果显得苍白无力。这就是市场的局限性，是市场的失灵。

　　3、依靠公权力管制以实现效率与公平在初次分配中的高层级统一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政府只是市场的守夜人，市场完全靠“看不见的手”起作用，经济发展了，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贫富差距有天壤之别，由此而引起社会极大的动荡和不安。到十九世纪末二世纪初，凯恩斯主义占主流的政府干预才逐步地走出了危机状况。政府干预的主要任务是使市场效率提升为社会效率。社会效率是人人都有的效率，美国经济学家布罗姆利认为：“真正的社会效率，要求所有在结果中有利害关系的各方拥有一个考虑利益的机会。这一考虑不仅包括了对未来利益，也包括对现在采取的保护未来利益的替代行为的考虑，只考虑现值的要求而不考虑贴现利息的跨时间选择并不是社会效率”。[8]社会效率是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社会各层次主体收入差异合理的效率，市场效率只是各经济人主体货币值的增加，实际上是理性经济人的私人效率。将市场效率提升为社会效率，主要是通过政府的干预来限制一定的经济人理性，发挥主体的社会理性。美国思想家K·罗利总结：“洛克认为，人们有一种自然的社会化倾向，人们都是希望和平相处、融洽生存的，只不过每个人都自然而然地偏向于自己的利益。这样，为了维持个人权利和社会秩序，就要建立起政府的权力。”[9]

　　政府权力干预的中心任务是使市场公平提升为社会公平。社会公平超脱了市场公平的局限性、自然性特点，是普遍的、有道德的公正和平等。社会公平现实依靠政府的直接管制和间接管制。间接管制，是政府的宏观管制。主要是在市场规则的基础上构建体现社会公平的社会制度，即建立一套在市场运行中占主导地位的标准、准则、规则和法律结构，界定经济人个体和集体行为选择的制度。对市场效率和社会效率的判断，在函数上取决于这些制度安排确定谁必须承担那些成本和可以获得那些收入的方式。制度结构决定什么是成本和谁来承担成本，就能直接决定收入分配的格局。直接管制，是政府微观管制。政府的审批、行政许可以及对市场主体的检查和监督等。比如，许可证设立的市场准入，从严把握生态环境的评估、鉴定和审批的事先管制，提前防止他们向社会多数人转嫁成本。

　　政府干预市场的两大任务统一于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率的相互性。政府管制制度是以社会公平为基本原则，保障社会所有人公平与公正，而这些制设计又是以社会效率为目标，是为了将市场的私人效率提升为所有人的社会效率。因此，社会效率既是社会公平的目标要求又是社会公平的必然结果，两者是相互依赖和相互促进的统一体。这种统一，是弥补市场失灵时的政府干预，是政府对市场效率与市场公平逐步变革、发展与整合而实现的统一，是动态性的高层级统一。
三、对初次分配中效率与公平关系的理论透析

　　1、效率与公平关系的两层统一明确了市场跟政府的分工

　　当经济人处于无限制的自然状态时，其财产权纯粹表现为人与物的关系，仅仅是劳动过程中劳动者支配工具改造劳动对象的物质转换关系。也就是马克思指出的：“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10]。在人与物的劳动关系中，个体经济人的理性是集体的不理性。做为整个社会的公众利益，必须克服集体的不理性。在这方面，市场本身无能为力。依靠政府对市场非正常效率的干预，限制私人效率的非合理性收入。市场总是失灵，政府必须起作用，美国管理学家史普博总结：“关于市场失灵的讨论，目的是想为市场的政府管制定位”。[11]

　　市场失灵时政府开始管制，说明效率与公平关系在发展状态上关于市场和政府的衔接，还不是两者的职能分工。学者认为：“市场经济要求市场与政府有一个基本职能分工，市场负责绩效，政府负责提供发展环境、维护社会公平。”[12]这个分工还不太准确，因为市场、政府都应负责效率与公平的提供，只是他们的层级不同而己。从市场效率提升为社会效率，是政府的职能。政府应着力提供社会公平环境：一方面，恢复和保护弱势者的权利。市场自由状态的权利滥用，妨碍了弱势者正当行使自己的权利，政府通过限制一些人的权利以重新界定其权利边界，就是对另一些人的权利的保护、解放和扩展。另一方面，提高弱势者获取市场效率的能力。提高弱势竞争者的起点和他们获取私人收入的竞争力，保障弱势者在教育与就业等方面的起点公平、在民主与法制方面的过程公平、在生存权和发展权方面的结果公平等。无论是那一方面，都要以公共利益为标准，为了公共利益，只有政府能帮助社会获得进步与平等。这就要求政府发挥民主的基本功能：成功的民主能使人民有权共同讨论社会利益的分配，并且决定什么目标的公平适用私人效率和社会效率以及两者的契合。因此，在初次分配领域里，民主不只是政治性的，更是经济利益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