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议的理由——对布什政府提出的十个问题

　　[译者按] 这是一篇雄辩的政论文章，发表在2003年3月26日发行的《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上。在文章中，作者以异议者的姿态，向布什政府发动战争的正当性提出了质疑。通过界定自己的异议人士身份，拉普汉姆向我们揭示了民主制度的内在复杂性，并号召美国人民从惫懒和冷漠中挣脱出来，运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因为公民对政治的漠不关心是滋生专制和政治腐败的源泉。这篇文章不仅对于我们理解这场正在进行、而且不知何时止歇的战争会有所帮助，更能促使我们思考关于民主和法治的许多基本问题。

　　所谓异议人士，其实是指每一位在生命中的某一时刻暂时从群氓中抽身出来并独立思考的人。

　　-阿奇博德·麦克雷什[1]

　　作为二战期间政府宣传部门的负责人，阿奇博德·麦克雷什知道：在一片热烈的、表达支持的掌声中间，有时会有不和谐的声音插入进来。作为一位诗人和后来的国会图书馆馆长，他也知道：自由有许多野心勃勃的敌人，而美国民主制度的生存不能仅仅依靠美国军队的规模，更要依靠每一位美国公民依凭自己的思考来作出判断的能力，哪怕这种能力只是间或得到运用。我们无法知悉自己碌碌何为，抑或我们是否已经用谎言将自己包围，除非我们能够看见或听见其他人的真实想法。专制政权在营造“全民一心”的表象方面从未遭遇过多少困难，而民主政制之存续则要求其公民无休止地追究自身的愚蠢和恐惧。《哈泼斯》杂志的一位前任编辑把异议的声音形容为“无组织的、不被权威认可的、反正统的和大无畏的”，这种以第一人称发出的、毫不压抑心智之勇气的声音是把民主从悄无声息的缓慢死亡中挽救回来的良方。

　　即使是在股市繁荣的大好形势下，唱反调的声音也不受欢迎。而在战争时期，异议者更会吸引警察的注意。在阅兵仪式中，典礼官会把不和拍的步伐视为不爱国的和不忠诚的表现；不驯服的言论会被混同于叛逆或者被检控为犯罪；在剧院的预留包厢中，媒体大亨们彼此重申美国同上帝和自由女神像的永恒盟约。扳着指头历数这个国家的种种卓越美德-正义的事业、无敌的空军、高贵的真理，他们发现没有理由提出异议。而在这场对伊战争刚刚开始的此刻，我则想出十个异议的理由：

　　一、造势鼓吹（Agitprop）

　　我不知道如何用别的词汇来描述布什政府说服公众相信美国有必要立即对“邪恶之国”展开攻击的种种努力。无论是用布什总统那些宗教驱魔咒语似的语言来表述，还是用国家安全顾问康多丽莎·莱斯为CNN的拉里·金现场清谈节目的热心观众们所提供的煽情的语词来表述，布什政府的无情的广告攻势都建立将近一年以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在布鲁塞尔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所宣布的原则之上。当一群欧洲记者问及美国有何证据声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直接对美国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的时候，拉姆斯菲尔德说：“没有证据并不是没有（这些武器）的证据（The absence of evidence is not evidence of absence）”。

　　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在2月初向联合国安理会汇报时并未作出有实质性差异的解释：他展示了一幅幻灯片，恰好可以用来作为一部即将在美索布达米亚地区的沙漠地带开拍的好莱坞动作片的宣传片。通过卫星拍摄的伊拉克卡车的照片需要由纽约艺术批评家以解释现代抽象画的方法来作出深奥的解说。为了增加其表演的戏剧化效果，鲍威尔拿出一小瓶白色粉末（这瓶粉末被宣布为炭疽病菌，而起化学成分可能更接近于蔗糖），并播放了两段通过卫星监听手段获得的两位伊拉克军官用阿拉伯语对吼的录音。但他并没有为这样一个问题提供答案：为什么美国会在没有受到伊拉克进攻的情况下对伊拉克发起进攻？鲍威尔先生并没有指出明显的挑衅，而只是展示了“令人不安的信号和罪恶的征兆”。而且，一个星期以后，当本·拉登的录音在卡塔尔播出的时候，国务卿又抓住这个机会“发现了”基地组织（Al Qaeda）与伊拉克政府之间的“伙伴关系”。即使只是粗心大意地阅读一下本·拉登讲话的抄录本，我们也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对于鲍威尔先生来说，只要是两者之间传达了一个信息（无论何种信息），就足以证明乌萨马·本·拉登与萨达姆·侯赛因已经已某种方式合体为同一个敌人了。

　　国务卿用电脑展示的幻灯片并未增添可靠论证的总量，正像美西站争中的广告传单和越战中的促销活动一样。而且，尽管布什政府的造势鼓吹未能说服安理会上的法国、俄罗斯和中国代表，但却受到美国各大传媒的热烈欢迎。我们的电视网和发行量最大的几家报纸都兜售着同样的商品。它们甘愿充当美国政府的工具，而不是充当向美国人民负责的见证者，而且，它们极大地应用了高薪的职业说客的天分和裁剪功夫。这些媒体，出于对布什总统的几乎完全一致的痴迷（它们把他赞为丘吉尔式的领袖，有时又是林肯般的英雄），早在海军航母启航前往波斯湾之时，就已经打点好行囊、准备好适合沙漠地带穿戴的服装。在国务卿鲍威尔向联合国所作的陈词中，《华尔街时报》的编辑们发现了特列朗[2]和梅特涅[3]的迹象。

　　二、北朝鲜例外论

　　布什政府鼓吹自己“在道德上的是非分明（moral clarity）”和“以原则为基础的坚定决心（principled resolve）”，还有自己“行使权力而不征服（exercise power without conquest）”以及“为陌生人的自由而牺牲（sacrifice for the liberty of strangers）”的意愿。那么为什么不对北朝鲜采取愚蠢的攻击行动呢？

　　虽然冬天很长、很冷[4]，这个国家中到处都是不幸的陌生人，而且，与汉斯·布里克斯[5]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默罕默德·艾尔-巴拉迪于2月份从伊拉克带回的消息不同，那一个月从平壤传来的是更直接的威胁。一位无情的独裁者控制着一个共产主义专制政权，这个政权与萨达姆·侯赛因的政权可有一比，它恢复了浓缩铀的生产，驱逐了联合国派到宁边核反应堆的核查人员。据猜测，它已经拥有三枚核弹，而且在短短数月间可以制造出更多；它统治下的普通民众在饥饿中垂死挣扎，而它的荷枪实弹、盲目效忠“亲爱领袖”的100万常备军则驻扎在非军事区附近，离驻扎在非军事区南边的3万美军只有炮弹射程的距离。北朝鲜的威胁不仅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是惊人迫近的，但却恰恰不是能够激起美国空军轰炸（wrath of eagles）的。面对金正日明目张胆地索要赎金（他愿意接受以贸易协定、银行贷款或粮食援助等形式实现的支付），布什政府把这个烫山芋转交给联合国-这可是同一个联合国哟，它刚刚被拉姆斯菲尔德部长谴责为“不负责任”和走上了“可笑路线（a path of ridicule）”，仅仅因为它拒绝支持美国远征巴格达的计划。这一对照使“道德上的是非分明”顿时显得晦暗无光，而撤回被布什宣布为无效的外交牵制策略这一举动则澄清了这样一种区分：一个是现实的、明显的威胁；另一个是由想象出来的敌人加以巧妙遮掩的威胁，而且这个“敌人”恰好只拥有规模较小的军队、但却统治着一个富藏石油的国家！

　　三、“我们拒绝在恐惧中生活（We refuse to live in fear）”

　　布什总统是在2002年10月7日面向辛辛那提市的一群听众说出上面那句话的。就我所知的布什政府的信仰治疗师和军火商所说的所有谎言来说，我从中找不出任何胆小的痕迹。布什政府难道不是正在使美国人民生活在恐惧之中吗？若非如此，它如何解释自己对这个国家的公民自由的系统摧毁？

　　自从2001年9月11日纽约和华盛顿遭受恐怖袭击之后，美国人民没有哪一个星期不曾收到政府发布的“新一轮恐怖事件”的警告。出来宣布这种警告的角色变动不居：有时是联邦调查局局长，有时是司法部部长，有时则是中央情报局或国内安全部的匿名干探，但他们传达的讯息却是千篇一律的：怀疑你的邻居，时时注意天空，购买密封胶带，避开华盛顿纪念碑，藏好孩子。

　　在政府派出另一位执法官员到麦克风前讲述丢失了一个铝管儿或者新发现了一罐儿神经毒气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公民会问出一系列“不相关的”问题：联邦预算为何如此混乱？蒙大拿的一片森林为何突然消失？

　　四、梦游症（Somnambulism）

　　这些日子以来，华盛顿不乏一批大作白日梦的地缘政治家，他们极力鼓吹美利坚帝国借助良心和武力在地球上播种和平、在地球人心中播种善意的奇迹。这些先知们得享权力的荫庇，其中有些充当白宫智囊，有些成为五角大楼顾问，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乌托邦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为整个中东伊斯兰世界设想出一项贫民窟清拆计划，伊拉克被首选为民主制度的示范田，随后这种民主制度将被复制到叙利亚、伊朗、利比亚、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当我阅读这些人发表在政策类杂志上的文章时，我不由自主地回想起曾经读到过的一位小说家的一句话-在描写1920年代四位马克思主义刺客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里聚谈的情景时，他评论道：“他们相信一切他们能够证明的事情，而他们能够证明一切他们相信的事情”。

　　布什政府雇佣了一大批罹患了这种“自命救世主”心理疾患的空想家，他们利用了一个连自己的邮箱也懒得打开的选民群体的麻木不仁。推定公众与他们自己一样处在一种总体性政治梦游症的发病状态中，政府新闻稿的作者们想象自己所面对的是一群把政治当成微不足道的娱乐的听众。这种想象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

　　民主政治的成功运作有赖于一系列需要经过艰辛努力才能得以推动的政府行为 ，在过去二十年中，我们已经不再愿意付出这样的努力。我们选择相信公共物品会因私人财富所有者的自愿行为而自动到来，所有的政客都像酒店侍者一样是可以互换的，我们不愿耗费时间和精力去投票，不愿细读预算拨款报告，满足于汲取各大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的脱口秀节目掌握小剂量“重要新闻”-有时是关于炭疽病菌，通常是关于家长里短-的嘉宾所推销的意见。我们的经济繁荣为懒惰的习惯提供了经费。我们把选票交给律师去处置或操纵。我们抛弃了积极的政治活动，而代之以怀旧情绪和公共广播公司（PBS）送来的公益贺卡-选举是一串儿气球，自由是一项信托基金，在美国这片土地上，钱永远不会死。

　　五、位高权重者的傲慢（The Insolence of Office）

　　在一本最近出版的畅销书-《打仗的布什》（Bush at War），鲍勃·沃德华德用如此谄媚的笔法描绘了这位现任总统，以至于：如果这些描绘功夫恰好是用油表达在画布上的话，白宫的艺术品收藏主管会很愿意把它挂在蓝屋[6]里。伍德华德转录的一句布什名言听起来倒更像是路易十四的名言：“当总统的好玩儿之处在于：可能别人需要向我解释他们为什么那么说，而我却不觉得自己欠别人任何解释”。

　　布什政府的高官们分享着这一观点。他们大多脾气很坏，对他人的意见表现出蔑视，在倾听反对的论点时明显缺乏耐心，甚至在脸上写满鄙夷。去年冬天，在联合国，当法国和德国外交官就攻打伊拉克的必要性和时间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时，拉姆斯菲尔德先生将这种怀疑论视为一种冒犯。他说，法国和德国代表着一个老早以前就降格为无害的旅游胜地的“老迈欧洲”，法国以空虚和骄傲而闻名，德国因顽固和偏执而著称。[7]

　　在华盛顿官僚金字塔的顶层，保持谦恭有礼的姿态本是一项传统。早在1947年，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就意识到：美国若想在世界上为所欲为，她就必须提出一个万能口号，对于专横的单方决策，这个口号既能用作事前的理由，又可以作为事后的解释。他明白：美国人民如果认为冷战战略是允许讨论的，他们就可能起来对冷战说不，因此，他对自己的幕僚说，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必须被装扮成“不偏不倚（nonpartisan）”的，任何政治论辩都必须“关起门来进行”[8].

　　艾奇逊说：“如果我们可以使他们相信这些，我们就可以放开手脚去投入比赛了。”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之间，“不偏不倚”这个词已经为一连串儿总统提供了帮助，使他们得以在朝鲜、越南、危地马拉、格林纳达、巴拿马、柬埔寨、黎巴嫩、尼加拉瓜、安哥拉和波斯湾发动正式宣告或未经证实宣告的战争。如今，布什政府已经用“永无休止的反恐战争（never-ending war on terrorism）”这个口号取代了“不偏不倚”这个曾经辉煌的魔咒。而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是“疾恶如仇的拉姆斯菲尔德”的政策和“看不见的切尼”的老谋深算。

　　六、玩忽职守（Negligence）

　　世贸大楼的倒塌在世界各地-从开罗到安曼，从伦敦到巴黎-激发了极为广泛的支持美国的情绪。但是，在短短十九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的政府就已经设法将这笔资产浪费殆尽。由于未能揪出奥萨玛·本·拉登而在这一失败的嘲弄下恼羞成怒，布什政府欺侮了我们的盟友，嘲笑了联合国，挑衅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招募了一群新的敌人，并且用我们固有的理想主义这一硬通货来交换了一堆思维混乱的犬儒主义的伪币。

　　所有这些换来了什么？阿富汗的“政权更替”。耗资逾150亿美金来击溃了装备原始的、几乎是孤苦无助的塔列班，并且将喀布尔交托给一位爱好自由的军阀，另外又用10亿美金去贿赂巴基斯坦的军事独裁者穆沙拉夫将军，实现了阿巴边境的和平。

　　七、我们最坚定的盟友（Our Staunchest Ally）

　　当我翻阅五角大楼用来标明进军巴格达的光辉道路的异常详尽的地图册时，我确信自己可能错过了许多军事上的要点，但我同时也确信这份地图册一定能够取悦本·拉登。除了本·拉登以外，谁能够从这场“十字军东征”的战火中获取更丰厚的奖赏？基地组织可以招募到更多的新兵；西方民主国家之间已生嫌隙（它们的情报部门之间的合作也因此减少）；可以想像，整个中东地区将会遍布内战的硝烟；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在位君主可能会被推翻；以色列这艘孤舟则可能被迫撞上暗礁而沉没。

　　与美利坚帝国的华盛顿诸师徒一样，本·拉登恰好也是一位乌托邦无政府主义者。他一直鼓吹着一种类似的改天换地图景：正义得到伸张，沙漠上的不洁被清洗得干干净净。布什知道虔敬的摧毁事业将得到耶和华的庇佑，而自由乃天赐的礼物，非人力的造作。仁慈的安拉则送给本·拉登一只美国军队，他们带来了火炬和扫帚。

　　八、带刺铁丝网（Barbed Wire）

　　由于用一个安全屏障把一个自由社会的整个生存空间保护起来，政府的公共安全部门就试图通过缩减自由来解决这一技术难题。自美国国会于2001年10月通过《爱国者法案》以来，这部法律已然经历了多次修订，到如今，这个国家的执法部门已经被赋予了如此多的权力，以至于它们几乎按照自己所选择的方式来随意行事-随机搜查、未经事先授权的没收、随意的逮捕。

　　每个月都会有新的规则、更有效率的程序和进一步的限制出台，透过这些举措，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背后的因过度恐惧而想滥施惩罚的心智状态。在我从一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到2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所记的备忘录中，提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门外的绘有毕加索的“格尔尼卡”[9]的挂毯被一张蓝色门帘遮住（为了使国务卿鲍威尔不至于因为在一幅描绘战争之恐怖的艺术作品前摆出姿式照相而感到尴尬）；劳拉·布什取消了原定在白宫举行的一场诗会，因为她听说有一位以上的诗人打算在这场诗会上朗诵反战诗歌；纽约警察局禁止了一场准备在联合国大楼前举行的反战游行；一个科学杂志联盟（其成员包括《自然》和《新英格兰科学杂志》）同意对那些可能损害国家安全利益的文章进行严格审查；还有，最直接了当的是，交通部于一月提议建立一套档案系统，将某些或所有商业航空公司的乘客界定为恐怖分子嫌疑人，并因此需要接受背景调查，进行这种调查本来是需要申请法院命令的。

　　九、惫懒（Sloth）

　　针对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提出的最常见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词：“为什么现在”？我听到过各种各样的解释-气候、受到威胁的美国的信用、萨达姆正打算在以色列的水库中下毒等等，但我怀疑最佳答案恐怕是最简单的一个答案：战争比和平更容易（War is easier than peace）。政府选择去惩罚一个它视为弱小的敌人，因为派遣航空母舰前往波斯湾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困难的是使美国社会不再因为饥饿的儿童、拥挤的监狱和法人窃贼而颜面尽失。

　　布什政府之所以会存在，乃是归功于我们的冷漠和惫懒；如果我们放任美国的政治论辩退化为毫无思想内容的政治宣传标语和十五秒钟一段的原声摘要播出，我们又如何能够指望我们的政府不以同样的语言来思维？不把它的权威建立在简单的爱国谎言之上？不在每当不知如何自处的情况下就去逮捕神秘的陌生人并且轰炸伊拉克？

　　十、开诚布公（Candor）

　　我们的民主制度的能量来源于公民用自己的声音来说话、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的意愿；在没有的美国政治美德中，开诚布公对于我们的共同福祉之兴旺来说恐怕是最为必要的。由于没打算受到欢迎或制造笑料，异议者的观点乍听之下通常会冒犯听众，被他们认为是不礼貌的、大逆不道的或者明显错误的。在2月15日全世界24个时区600多个城市发生公众反战示威（纽约有20万人参加游行，伦敦有75万人，巴塞罗那则有130万人）之前，美国新闻媒体忙于将反对入侵伊拉克的言论贬斥为无稽之谈或不会产生什么影响的微末浅见-持这些观点的人要么是渐趋老迈、迷恋和平的佩花嬉皮（flower children）、要么是过分自由主义的大学教授、要么是演艺界明星。在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发生三天之后，布什总统将这一事件类比为一个广告代理机构雇用的焦点小组（focus group），认为示威者所表达的是不严肃的和缺乏理据的意见，而且，十分肯定的是，他不会允许这种意见影响到他的判断、改变他的行动方针、或者以任何方式侵犯他自己的启蒙圣殿。

　　每一个社会都要依靠代表不同利益的党派来喊出自己的希望，使时间暂时静止，迎着由坚如磐石的官僚体系和轰鸣的法螺构成的世界上的狂风骤雨来保护自身。民主建立在一片充斥着更多危险因素的地基之上，它的结构与其说是像一座埃及金字塔，不如说像一座吊桥：它的坚韧程度取决于它的公民在一项共同完成的政治想象工作中的共谋。这项工程既可能向无政府的那一边坍塌，也可能倒向专制一方，除非相对的两股力量势均力敌，除非足够多的人民拥有足够的勇气来维系政府与百姓、城市与乡镇、资本与劳动、男人与女人、物质与精神之间的辩证法。

　　一旦被界定为一个永不止息的变化过程，矛盾与冲突所带来的痛苦便成为民主制度的题中应有之意，新的发现不仅应当被视为正常，而且应当被看作是生存的条件。正像我们前面说过的那样，这是一项艰辛的事业，它曾经遭受惨败，并且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几乎为每一个欧洲国家所放弃。布什政府用热情而动听的谎言取代了真实并且有时令人不快的论辩，劝说我们放弃思考的工具，安心地躺在光荣的、环绕整个地球的帝国的枕头上安睡。如果我们接受了他的邀请，我们就会身处险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