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刑的历史焊接

　福柯对酷刑的消亡大加溢美的同时，也敏锐地指出“更微妙、更温和的折磨”之存在。[1] 达米尔的处决场面被定格在人性阴暗的黑幕当中。[2]

　　与目下之司法相匹配的是，这种公共景观仍影影绰绰。卖淫女游街，罪犯公捕示众，选择性司法（“严打”）这些坚硬的惩罚机制大行其是。早在1764年，贝卡利亚（Beccaria）就指出：“极其恐怖的谋杀被人们不动声色地、若无其故地重演着。”公开处决此时已被视为一个再次煽起暴力火焰的壁炉。

　　好在公安部对类似行为及时予以否定。[3] 不过，这次否定会不会停留在寂然的表层仍令人忧心。

　　也许更多的是，另一种酷刑仍在继续。严刑拷打、刑讯逼供、有罪推定与重案必破等司法惯习作为犯罪嫌疑人的“更微妙、更温和的折磨”，俨然隐形的酷刑，对罪犯肉体施予另一种限制与吞噬。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于其名著《古拉格群岛》所描叙的苏联法制惊人的场面，在一些典型错案中也予以呈现。譬如，在“魏清安案”中，魏清安被通知“开会”，就一去不复返，与《古拉格群岛》中秘密警察之“逮捕”行为何其相似。而赵作海所遭受的酷刑让他十一年不敢喊冤。

　　朝鲜队国家队主帅能被送往矿山改造，[4] 真是一件极富想象力的作品。与之相若，酷刑在历史的狭隙中延续，在当下的司法实践可能的“野蛮生长”也不能不说是匪夷所思。

　　嗡！刚刚在我身边的支那人把刀温柔地插入我的胸膛，就像我与百合子的交合。百合子，你在哪里？角川至死没有明白对其施加的酷刑的来历。[5] 一场战争也许是诸多酷刑的叠加，但制度的和谐应该使之走开。

　　我始终不明白，善与恶的鸿沟为什么只是一步之遥？酷刑之延续，大抵在于经常被提起，被植根于没有底谷的鸿沟。
 
【作者简介】
肖继耘，复旦大学法学院硕士。


【注释】
[1] 在《规则与惩罚》第一章《犯人的身体》中他说：“在众多变化中，我将考虑的是这样一种变化：作为一种公共景观的酷刑消失了。今天我们可能对此不以为然。但在当时，或许这曾引发了无数慷慨激昂的华丽文字，或许这曾被人兴奋地大肆渲染为‘人性胜利’的进程，从而无须更深入地分析。再者说，与重大的制度改造、明确统一的法典和司法程序的制定相比，与普遍采用陪审团制度、确定刑罚的性质以改造教养为主以及自19世纪起愈益明显的因人量刑的趋势相比，这种变化又算得了什么？不那么直接的肉体惩罚，在制造肉体痛苦的技术方面的慎重，不再被展示得更微妙、更温和的折磨，这些不应被视为更深刻变化的一个具体例子、一种附带的结果吗？但是，毕竟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几十年前，对肉体的酷刑和肢解、在面部和臂部打上象征性烙印、示众和暴尸等现象消失了，将肉体作为刑罚主要对象的现象消失了。”
[2] 福柯在《规则与惩罚》中这样评价仪式化刑罚：“惩罚逐渐不再是一种公开表演。而且，依然存留的每一种戏剧因素都逐渐减弱了，仿佛刑罚仪式的各种功能都逐渐不被人理解了，仿佛这种‘结束罪恶’的仪式被人们视为某种不受欢迎的方式，被人们怀疑是与罪恶相联的方式。在人们看来，这种惩罚方式，其野蛮程度不亚于，甚至超过犯罪本身，它使观众习惯于本来想让他们厌恶的暴行。它经常地向他们展示犯罪，使刽子手变得像罪犯，使法官变得像谋杀犯，从而在最后一刻调换了各种角色，使受刑的罪犯变成怜悯或赞颂的对象。”
[3] 《公安部发通知：要求坚决制止将违法人员游街示众》，//news.163.com/10/0726/10/6CGS7FKC00014AEE.html.
[4] 《外媒曝朝鲜开批斗会，国家队主帅被送矿山改造》，//sports.163.com/10/0728/17/6CMS5H8N00051C8M.html.
[5] 参看电影《南京！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