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法能否作为确定案件管辖权的依据？

【案情】
2010年10月份，福建省宁化县的被告张权向江西省石城县的原告孔明购买了一批碎石，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合同履行中，被告拖欠原告货款，原告经多次催要，未果，遂向江西省石城县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偿付货款。案件受理后，被告张权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原、被告签订的买卖合同虽然没有约定履行地，但实际交货地点是福建省宁化县，根据《民诉法》第24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该案应由被告住所地福建省宁化县人民法院管辖。

【分歧】

本案应由哪个法院管辖？有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应裁定移送被告住所地的福建省宁化县人民法院审理。原、被告之间没有书面合同，没有约定合同履行地，对交货地点也各执一词，根据《民诉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诉讼管辖司法解释规定，只能由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应驳回被告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由江西省石城县人民法院审理。根据《民诉法》第24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诉讼管辖司法解释的规定，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但根据《合同法》第62条第3项“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的规定，接受货币一方是原告孔明，其住所地在江西省石城县境内，故石城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也有管辖权。原告起诉属于选择管辖，应由先受理的人民法院审理。因而应当驳回异议。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将案件移送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是一种司法实践中的习惯做法，在司法实务和司法理论上均无可非议；但第二种意见，法院依据实体法作出的驳回异议裁定，则产生了较大的分歧。其争议的焦点是《合同法》作为实体法能否作为确定案件管辖权的依据。笔者认为《合同法》第62条第3项可以作为法院确定管辖权的依据。理由分析如下：

一、从买卖合同案件管辖权法律规范的发展来看。最早，《民诉法》第24条“因合同纠纷提起诉讼的，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其规定过于原则和粗浅，司法实践中，法官在确定合同履行地时难以操作。其后，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关于适用《民诉法》若干问题意见，对买卖合同案件管辖权作出了较细的规定，但仍然不能解决司法实践中乱争管辖权和法院之间互不管辖的现象，到了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法发[1996]28号司法解释，对买卖合同（当时称为购销合同）履行地作出了较为详尽的规定，为人民法院审理管辖权争议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上述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从来没有将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这个法理上的合同履行地作为确定管辖权的依据的履行地。但《合同法》颁布后，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通说认为，货物买卖合同履行地主要是指履行义务的地点，应该包括“交货地点”和“付款地点”两个方面。合同法是以实体法规范对付款履行地作出了明确规定，因而，其条文中有关履行地点的规定应当作为确定管辖权的依据。

二、从实体法与程序法规范的内容来看。《合同法》虽然主要是规定实体权利义务，法学分类中有实体法和程序法之分，但纵观我国立法机关制定的民商事法律的相关内容，并非上述简单的分类。事实上，我国的民商事法律，不能简单地把某个部门法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没有绝对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在程序法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实体法规定起到对程序法“法律真空”、“法律漏洞”的补充。民商事诉讼是实体法和程序法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有关货物买卖合同诉讼案件管辖问题，如果离开《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就无法谈买卖合同案件的诉讼管辖。本案中，当事人对买卖合同履行地没有约定，有关程序法也没有作出规定，《合同法》以明文形式加以规定，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的履行地，为人民法院确定管辖权争议提供了法定依据。

三、从法律适用的效力来看。《合同法》规定的效力要高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履行地方面的有关解释，要优先适用。因为本案是口头买卖合同，因其本身特点，决定其不可能约定合同履行地（主要是难以证明履行地和交货地点）。而最高人民法院［1996］28号的解释规定，口头合同不以履行地确定管辖权。所以，因口头合同而引起的拖欠货款纠纷，更应该适用《合同法》第62条第3项的规定，确定合同的管辖权。

作者：石城县人民法院 宋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