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生活圈的法律视角——暨“粵港”和“粵澳”框架協議之比較

【出处】粵澳法律研討會
【关键词】粤港澳生活圈
【写作年份】2011年


【正文】

　　前言

　　許多人可能每天都在粵港澳之間活動，但卻很少注意到頻繁來往的是三個不同的法域。本文希望拋磚引玉，帶出在如此緊密聯系的三個法域中，人員相互交往影響下所產生的某些法律問題。同時從法律角度回應“粵澳”和“粵港”兩個框架協議，冀找出在這區域經濟發展機遇中，也能加快法律的同步發展的相應契機。

　　法源探究

　　實體法律上並不存在“粵港澳”的命題，而只有一個囯家內三個不同法域或者叫“法區”（jurisdiction）的命題。眾所週知，在全世界大概320個法域[1]中，咱們囯家內就有四個法域，包括內地、香港、澳門和台灣。因此，“粵港澳”只能是一個社會學和經濟學的命題，因為宏觀上和原則上是沒有所謂的廣東省的法律而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廣東的法律與全國是一致的。但微觀法律上這命題它依然成立，因為廣東與其他沿海地方一樣，在某些微小的法規和行政辦法上與內陸的省份有所差異，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在於發展的階段不一樣，風俗習慣不一樣[2]，甚至對某些事物的看法不一樣等等。如果從文化背景到生活習慣來衡量，粵港澳，老一輩稱之為“省港澳”[3]三地之間就更加密不可分了，甚至可以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筆者統稱它是一個“粵港澳”生活圈，並就其日趨緊密交往的生活圈內，如果解決其所涉及的相互法律問題作剖析。

　　在三個法域中，內地是社會主義大陸法系，澳門是歐洲大陸法系的一支—葡萄牙法系，而香港是源自英國的普通法系（又稱英美法、案例法等）。這裡就形成了一個較為奇特的現象，就是在一個同文同種，許多風俗習慣，風土人情大同小異的情況下，當需要法律救濟的時候，卻要面對區別頗大甚至某些細節看來是南轅北轍的不同法系[4]，這種法系的區別真有點“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 之嘆。當然，感嘆是一回事，作為法律學者，也必須秉持實事求是的態度，為盡量消除這種隔膜而盡一分棉力。

　　就各地法律淵源之某些必要陳述

　　嚴格來說，澳門回歸祖國以前，是沒有真正的所謂澳門法律的。葡萄牙人在澳門的殖民統治，法律上只是硬生生的實施葡萄牙“中央” 的法律法規，直接派遣葡萄牙法官和檢察官，並且以葡萄文為唯一的法律語言。而由於大陸法系統的僵化以及葡萄牙人在澳門的消極管治，卒造成一個有趣的局面，就是佔了人口95%的華人，在一個地少人少，像一條小村莊一樣的地方，以中國鄉村的特有律法規則來處理一些糾紛，而置統治者引入的法律於高閣，其非不為也，實不為也。因此，廣義上回歸前的葡萄牙澳門法只是為一小撮人而設而用。回歸祖國後，法理上確定了澳門法律，但由於一國兩制，因此繼受了原來的法律，也就是葡萄牙的法律系統，可以稱之謂葡萄牙式大陸法之澳門法。

　　其次，即便是歐洲大陸法的一員，葡萄牙也屬於旁支。其雖然同樣繼受羅馬法系，但在發展的進程中，其發達處顯然落後於同系的其他國家，例如德國、法國和其他歐陸國家。因此葡萄牙從來不處於法律發達之列更遑論以此作為對人類法律文明貢獻之途。

　　作為普通法系的始祖，殖民香港的英國帶來了其法律制度，更由於普通法奇特的生命力、包容力和延伸力，使香港的普通法一如其他同系的普通法域，具有其自身的生存方式。換句話說，香港法是一個比較早期形成和具有獨特色彩的真正的法律系列。由於英國人的務實性格，加上香港華人不懈的推動，其法律“中文化”也在回歸前提上日程且納入正軌，而香港正是當下全球唯一以中文為官方語言的普通法法域。

　　內地的社會主義大陸法系，實質較為完整地出現也就是晚近十年之事。其來源和複雜的歷史因由不能在此一一細表。但總的來說是參照民國和後期台灣的某些經驗，加上其源頭如德國和日本，也滲進某些英美法系的例子，構成現在的法律而且逐步完善中。其法律中的某些專用詞彙來自於日本，[5]以及成為我們慣用語中的一部份，筆者認為其法律語言具備澳門法的參考作用。

　　法律的發展是經驗，因此在不同法域之間合作以供緊密的生活圈融合，是有志於為此作出貢獻之人士所珍惜的時代契機。

　　兩個框架協議之比較

　　縱觀“粵澳協議”中論及法律的部份，其中橫琴的開發，特別是以金融與科技的項目開拓，對澳門的法律發展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即由社會改變進程中逐步完善其法律体系，尤其是法律語言本地化更是刻不容緩。任何改革包括法律改革都必然影響某些人的利益，但當整個行業甚至整個利益擴大之後，原有的利益持份者不但利益沒有減少，反而按比例有所增加。比如香港的法律語言本地化以來，不但原來的只說英語的人士收入沒有減少，更在與雙語人士合作下得到更大的發展。其原因在於整個行業所服務的範圍明顯擴容。而且，澳門與內地的法律系統較為接近，其可擴容的空間更不能低估。

　　正如“粵澳協議”提及的公證文書的合作，其可成為整個法律協調的啟動機遇。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行業的整體參予而促使盤子做大做強，其界外得益是不言而喻的。

　　協議提到金融業的發展，筆者認為，其健康發展實有賴法律系統的支撐，可以說沒有法律便沒有金融。因此澳門在銳意發展其具有自身特色的金融業，一如其他大陸法系的金融業，例如上海、東京、法蘭克褔等地方一樣，他們都具有不同於普通法系統地區像紐約、倫敦等的優勢。同時，完善金融法律系統也有助加強打擊地下錢莊、外圍賭博等涉及兩地甚至多地之犯罪活動。

　　“粵港協議”與“粵澳協議”的明顯區別在於香港的產業結構比較複雜和多元，同時由於其全開放的格局導致政策主導的空間不大。因此保持現有優勢和加強與廣東的整個腹地合作以緩衝某些特別情況更具現實意義，例如人材交流、物流乃至外包及技術轉移等。同時，內地一些金融相關的法律實際上也參照了許多普通法的經驗，尤其是香港的經驗，卓見成效，但筆者認為還遠遠不夠，像信託制度和財產法的建立等等。[6]那麼，現在可能是最好的時機來三地交流，為我們這個生活圈提供更好的法律環境。

　　結論

　　當務之急，就是強化生活圈內的法律救濟職能，所謂“無救濟即無法律”，不能救濟的法條只是一紙空文。三地的法律救濟機能互補應可提上議事日程。而大部份之法律救濟均屬於財產類別，筆者建議其一般糾紛可以仲裁作骨幹。明顯的，仲裁的優點是容易跨越某些法域的障礙和兼容能力強大，而且更具有成本效益，對解決大部份的合同爭議均能提供適度的救濟。就筆者統計，現在大部份的私法合同均以香港作仲裁中心的安排。

　　同時，救濟也面臨一個履行的問題，就是不能履行的救濟本質上仍然不算是救濟。三地緊密的關系給履行行為提供足夠的空間。假如粵澳之間也同時啟動仲裁相互認證的可行辦法，其發展空間應比現存的更大。因其可擴容至週邊的區域。

　　不同法域之間的發展方向應該是求同存異。所謂同者，就是我們同文同種，同心同德。這就是最大的優勢。區域的發展不但是國家發展的重要組成部份，而緊接的上層建築發展也必須亦步亦趨。否則其發展的瓶頸也越加明顯。法律發展是上層建築的重要部份，因此在新的發展規劃中，必然要加快跨地區發展的法律構造。

　　補記：由於提交時間緊迫，本文不能詳細論述，希望在發表的時間再把論點加以擴充。




【作者简介】
曾文生，单位为中國法律研究社。


【注释】

[1]Philip Wood,《The Law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Sweet & Maxwell，2007，P3。
[2]例如廣州是以粵語和普通語作為公共廣播的一部份。
[3]古之稱謂：省城、香港地和澳門街。
[4]例如英美法的財產法與大陸法的所有權之差異。
[5]例如“法人”、“民法” 等等。
[6]參考拙著《論“規避”與信託》（未出版）。




【参考文献】
｛1｝《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粵澳合作框架協議》2011年3月6日《粵港合作框架協議》2010年4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