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理”与法“理”——宪法哲学中的几个新范畴探讨之一

【出处】中国法学网
【关键词】数“理”；法“理”；宪法哲学
【写作年份】2011年


【正文】

　　马克思曾说过，“任何一门科学只有充分利用了数学才能够达到完美的境界”。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数学却很难与其他学科的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现执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应用数学及计算数学研究所的国际著名数学家鄂维南教授曾经用“dilemma”（意为“进退两难的局面”）一词来形容数学走到今天所面临的困境。被誉为“科学的语言”的数学，一方面在现代科学研究及整个社会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在很多活跃的领域，数学家却没有参与进去。这位兼任北京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的应用数学家不无忧虑地指出：如果放任这种趋势蔓延，那么数学和应用数学将遭遇边缘化！鄂维南教授指出：“我们必须超越数学的传统边界来观察问题，数学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教育改革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整个应用数学界，无论美国还是欧洲都面临同样的问题：课堂上传授的与研究中需要的二者之间存在脱节。譬如我们的研究中经常用到随机工具，但很少有应用数学家有良好的随机分析方面的训练。我们经常需要微观物理学的概念和思想，但很少有应用数学家有这方面的良好背景，比如统计力学和量子力学的背景。谁把这些问题优先解决了，就会走到前面去。这是非常迫切的事情。”[1]

　　关于其他科学门类如何与数学有机结合的问题，一方面需要数学家们的努力，不断地为其他学科提供简便易行的应用数学知识，特别要总结出一套简明扼要的数学应用理论和数学哲学思想体系；另一方面，其他学科也应当积极地引进数学的方法来解释和解决本学科所遇到的复杂的问题，将数学思想充分纳入到本学科的学科体系和范畴构建之中。

　　将数学思想引进法学领域，近年来也受到了法学界一定的关注，但始终没有得到主流法学界的认同。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法学界主流观点认为法学主要是研究法律规范，而规范的本质特性是“价值”，“价值”的内核是“应当”，很难用精确的数字表达出来，有很大的模糊性。所以，将数学方法或数学思想引进法学领域，看不到有多大的学科发展空间。

　　不过，尽管我们目前主流的法理学教材中没有将数学思想引入其中，也没有以数字为基础概念的学科范畴，但是，在法学研究中，特别是在法律实践中，数字问题并没有被很容易地绕过去，有时，所谓的法律正义价值的最终决断恰恰离不开数字的判断。例如，目前法学界正在讨论的城市居民购买的房屋“七十年产权大限”问题，这里就涉及到数字与正义的关系。主要包括与土地所有权相脱节的房屋所有权为什么在法律上只应当存在“七十年”，而不是“五十年”、“八十年”或“一百年”；受“七十年产权大限”限制的房屋所有权在七十年期限内，其自身的权利价值是呈现不断递减的规律？还是价值到期突然消失？如果要就持有房屋征收财产税性质的“物业税”或“房产税”，是否需要将房屋产权有效期的因素考虑进去？如果在房屋所有权有效期的最后一年持有房屋应缴纳的财产税高于同等数量和质量的房屋的租赁费，这样的财产税是否还具有法律上的“公正性”？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考虑了数字的因素，那么，所谓的法律上规定的各种理性要求，不论在逻辑上多么合理，都会在实践中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数字同样也会影响“法理”，法“理”在很多情形下离不开数“理”，在个别情形下，数“理”直接决定了法“理”。如在许多国家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中，往往会以5：4或4：3形成多数决意见，而多数决意见在程序上象征着“司法正义”。

　　作为现代法治国家最重要特征的根本法—宪法，同样也离不开数“理”。与宪法的正当性相关的民主、人权等等价值，与数“理”是密切相关的。从数学原理来看，民主实际上是在追求公共意志的“积分”，也就是说公意“求和”；人权实质上要求公共利益的“微分”，即通过具体的人权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小化”或“细分”。现代数学中的“微积分”思想完全可以在宪法的基础价值中得到体现和应用，只是目前理论上还没有将数“理”对法“理”的影响系统化和科学化。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宪法学的理论研究体系，将数“理”引入法“理”，将数字概念作为宪法学的基本和重要范畴，可以从根本上提升宪法学的“科学性”，实现宪法学知识的量和质的双重特性的有机统一。为此，有必要在研究宪法哲学的时候，将数字概念作为宪法学的基本范畴，重新构造科学和系统的宪法学知识体系。




【作者简介】
莫纪宏，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注释】
[1]“数学家鄂维南谈—“科学的语言”正进退两难”，《中国青年报》2006年0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