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胡时代中国法治趋势

发布日期：2004-09-21 文章来源：互联网

　　2004年9月19日，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胡锦涛接任中共军委主席，这标志着胡锦涛时代正式来临。在内忧外患环境中，担任国家领袖，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种种严峻挑战将考验执政能力。

　　虽然执政党高层的集体领导形式被确立，但是在中国，政治领袖的作用不应低估，没有人会轻易反对国家第一号权力人物，因为这是一种失败率极高的政治赌博；至少，政治领袖会对执政基本方略产生最大程度的影响，从而保证权力核心和权力层的平衡关系。新的政治领袖对中国法治会产生什么影响？胡时代中国社会法治会不会有新的起色？本文试图从分析政治领袖所关注问题的角度，观察执政趋势。这种分析，逻辑上可能不能达到充分严谨程度，它是一种推断性分析，仅具参考性。

　　这就必须研究胡过去关注的问题。必须承认，由于执政党执政方式的影响，政治人物的个人信息稀少，直到两年前胡锦涛担任总书记以后，他的执政思想才略有公开披露；但这一阶段基于韬光养晦需要，在复杂权力交接形势下，个人执政风格总体处于隐蔽状态。应当说，从胡过去关注的问题，分析将来的执政趋势，本身也是一件困难的分析工作。

　　巧的是，笔者掌握了一些有关信息，正好奉献给大家参考。

　　1、胡对基层民主建设较为关注，如村集体的民主化问题。众所周知，美国前总统卡特也关注中国这一问题。胡具体案例是：在胡尚是国家副主席、未成核心人物以前，胡锦涛考察某省，了解村级民主问题。他来到村务公开拦前，极为认真查看，并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当他离开后，传出他考察某村的故事。当地官员视之为寻常的领导访问，对其指出的村务公开存在的问题，抛之脑后。某日，传来“胡办”寻问：胡主席指出的村务公开方面存在的问题处理何如？当地官员大惊，感慨该主席对村级民主的认真，旋即整改补正。一参与陪同视察的当地官员即笔者相熟人士，将此作为趣闻议谈，曰：没想到胡主席这样认真！

　　2、关注民生，重视低保。案例同样是胡副职时情况。当时一县级行政长官重视贫困居民的生活救济问题，在国家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未建立以前，就动员本地国有企业捐资助贫，设立本地对贫困居民生活救济资金，致该市穷人在国家低保制度施行前，即享受了困难生活救济。据了解，胡对该地举措甚为关心。据传，胡不时专门听取该基层官员汇报。

　　上述事件发生地，笔者并不陌生，游玩时常涉足。在鄙人看来，以上案例具有分析价值――盖因为胡时任闲职，心系何物，无外力决定，似在为未来执政准备。上数案例可以解读为对社会民主的关注，亦可解读为对民生、社会公正、稳定的注意。故而，笔者大胆推断，如果没有严峻的政争，胡时代可能会对社会法治，采积极态度；民主、法制的建设，可能会带上 “着力改造基层社会”的特色，法律改革活动，可能偏重考虑对社会基层的影响和效益。

　　从权力外部即从社会方面看，社会具有司法改革的紧迫需求。海内维权运动四起，亦可能从权力外部推动胡时代向社会法治目标前进。司法改革是社会的紧急需求，同时构成整合国家权力的内在要求。司法地方化、司法体系的不合理，直接影响社会公正，威胁执政认同。一些地方司法混乱，触目惊心，公家人利用国家司法权力装置损害社会当事人利益，达到疯狂和令人发指的程度，冤案普遍性产生，国家的统一法制，不断在地方局部势力前触礁。在司法地方化的格局下，人民诉求无门，机构互相推诿；人民对执政者的执政能力，产生高度怀疑和深度愤怒和绝望情绪。司法改革不仅需要消除政治对司法的随意干预，也需要对司法体系进行组织重构。司法滥权者，事实上已经成为公民的敌人，同时也成为了执政稳定性的敌人。矫正冤案，将司法腐败和冤案制造者绳之以法，是胡时代开端的紧迫要务。建立一种独立于地方势力的“国家司法体系”，从而与“地方司法体系”形成并存和制衡关系，实际已经时不可待。对司法体系而言，“统”是科学，“分”也是学问。

　　在政治上讲，单纯的基层整治，并不能彻底解决国内权力与权利冲突导致的社会冲突问题。胡时代能否在中上层权力改造上，采立法改革、中上层司法改革，有待观察。但是，既然胡核心地位被确立，对中上层权力施以振荡动作，对执政地位的负面影响甚微，正面影响大增，因此，存在大力推进中上层的司法改革和立法合宪化的可能性，包括可能构建出“中国特色”的违宪审查制度。为实现长治久安，需要推动法律改革，否则永远是法出多门，国无法统，冲突四起。与此同时，政治家对权力稳定性和成长性要求，会影响到国家宪法制度。宪法制度特别是国家权力的宪法制度安排，包括国家领袖的宪法权力，与执政权势关系密切。因此，宪法的再次修改，似可预期。

　　不仅政治问题需要法律配合，同时严峻的经济问题，需要在法律的框架内稳定处理。产权制度等市场经济制度的改革，需对土地、企业组织、行政组织等方面现有的法律制度，作出全面换新，借鉴、移植市场经济法制。即使不考虑国内经济发展需求，迫在眉睫的国际竞争，也要求法制介入市场的裁判领域，保障竞争秩序的基本公平性，抑制和克服潜在的经济危机。在国情复杂的环境，“法治先行”具有一定合理性。新加坡、香港的法治模式证明，“法治先行”可以配合市场社会的建设过程。

　　“一朝天子一朝臣”。核心确立后，管理层换代，系大势所趋，早晚发生。这就会导致一些擅长法治技术同时懂政治谋略的次级官员，脱颖而出。在政治领袖推动社会法治外，这些官员必然渴求有所作为，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制度改良举措和法治局部性推进，将可能不断出现。

　　展望未来，国家进步统一和崩溃分裂的可能性并存，伟大时代和糟糕时代一念之差。笔者此文，乐观性勾画法治希望，企图为社会法治鼓劲。愿本时代汇入宪政法治的国际潮流，为久汗无雨的人民，降撒法律公正的甘霖。在新领袖从“老核心”手中接过权力，也接过政治、经济、法律问题成堆的“烫手山药”的时候，笔者衷心希望本时代成为化解危局、法治猛进和人民安全、福祉递增的祥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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