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止性别暴力，让辅导令先行

发布日期：2013-08-30 作者：110网律师

   辅导令，是强制要求家庭暴力、伴侣暴力、性暴力等性别暴力的加害人接受认知教育辅导、心理咨询、戒瘾辅导的法律规定。目前，西方的施暴者辅导已经发展成完善的体系，而推动中国内地的辅导令实施，应该以最低的经济和时间成本达到最好效果为目标。
   辅导令存在的依据是：我们相信施暴者可以通过教育改变，不论能改变多少。其最终目标在于帮助施暴者重拾健康人生，建立良好的亲密关系。
   辅导令的起源与发展
   辅导令起源于北美，在美国被称为“施虐者辅导计划”（batterer intervention programs）。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针对家庭暴力受暴妇女的救助工作中，加害人的改造工作被纳入视野，“施虐者辅导计划”得以出台。按照这一计划，法庭在根据受暴人申请发出保护令的同时，可以发出针对施暴者的辅导令。
   美国的辅导令多有这样的规定：施暴者必须进行接触性会谈；并不是所有的施暴者都适合辅导，辅导程序可能会拒绝接受一些施暴者；必须签署一份协议保证自己会完成整个辅导，并且保证不会再次施暴；在辅导过程中保证不吸食毒品和酗酒；施暴者必须为辅导付费，如果他是低收入人群，可以申请政府补助等等。辅导还会涉及施暴者需要的其他服务，例如戒毒戒酒治疗、就业培训、父母技能课程等。
   经过几十年的经验累积，西方的施暴者辅导已经发展成完善的体系，对象上扩展到对性暴力施暴者的辅导，阶段上也不再同保护令并行，包括了对刑满释放者的辅导，对于有些施暴者，还可以用接受辅导代替服刑。当然，渴望改变的个人也可以主动接受这一辅导，而不需要任何强制性命令。
   辅导技术也得到了长足发展，目前主要采取团体辅导的方式，形成了多种卓有成效的辅导模式。辅导期从几个月到两年不等。在辅导过程中，辅导者会每隔一段时间便向法院或警局汇报被辅导者的表现，在整个辅导结束后对被辅导者做出评估。对于那些以辅导代替服刑的施暴者来说，这将成为施暴者是否需要再进监狱的重要依据。
   辅导效果一直受到评估。对于情节轻微的施暴者，辅导效果较好，而对于所谓“父权恐怖型暴力”的实施者，绝大多数的经验是只能做到减少施暴次数，以及降低暴力的程度，很难使施暴者彻底放弃暴力。
   在新加坡，通常在家事法庭发出人身保护令时，即可发出强制性辅导令。辅导工作由家庭服务中心进行，通常进行四次辅导，并且向家事法庭呈交辅导报告。法官会根据辅导员的报告，决定当事人是否需要继续接受辅导。按法律规定，如果没有按时按次出席辅导员安排的辅导，是蔑视法庭的行为，将会受到法律惩罚。
   辅导令在台湾被称为“加害人处遇计划”或者“施暴者处遇方案”。台湾的《家庭暴力防治法》明文规定家庭暴力加害人应该进行“处遇”，即我们所讲的辅导。2008年，台湾出台了《家庭暴力加害人处遇计划规范修正条文》，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比如，如何评估是否需要进行处遇，谁来进行处遇，不接受强制处遇将受到什么处罚，处遇后的评估建议等。
   中国内地“辅导令”呼之欲出
   中国内地针对家庭暴力的司法实践中，已经成功地实施了“保护令”“限制令”“告诫令”，在笔者看来，“辅导令”已经迫在眉睫，呼之欲出了。
   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拟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中，也提到了“强制矫治”的内容。其中建议，公安机关“对家庭暴力施暴人可以采取强制矫治措施。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部门、民政部门，应当配合同级公安机关做好强制矫治工作”。
   该建议稿还提到由各级政府建立“强制矫治所”，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建议“矫治期”为一个月至三个月；强制矫治费用由其本人支付，确有困难的，由当地人民政府承担。
   在笔者看来，“专家建议稿”中关于公安机关针对施暴人采取强制辅导措施的建议非常好，让公安机关在接到家庭暴力的报警后，多了一个处理方法。
   设立“强制矫治所”，有助于辅导工作的政府统一管理和专业化运作。但是，涉及基本建设投资，以及政府需要增加专业人员编制，无形中对辅导令的实施又增加了阻力。更何况，“矫治所”如果建得很多，对经费和专业人士的要求高，而分流后的受辅导人员相对少，难以得到充分利用；如果一个县，甚至更大地区建一个“矫治所”，辅导人员到那里接受辅导需要在路途上浪费太多时间，使定时辅导的实现增加了不确定因素。如果要求受辅导者住在“强制矫治所”接受辅导，则形同关监狱，无助于施暴者的改变。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认为“强制矫治所”的设想在操作上有一定难度。
   笔者认为，推动辅导令应该尽快地、务实地、以最低的经济和时间成本，达到最好效果为目标。所以应该尽可能减少不确定因素，利用现有的资源，以最简便的方式推行。比如，现有的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等，都可以在本职工作中承担起辅导工作。
   当然，即使是上述专业人员，承担性别暴力实施者的辅导工作，也需要进行再培训。笔者建议培训也可以分阶段、分等级，颁发初级、中级和高级的“性别暴力矫正辅导师资格证”。应该建立一个评估机制，决定受暴者接受谁的辅导。施暴者的情况越复杂、暴力程度越严重，便需要交由更高级别的辅导师进行辅导。辅导师除了应该不断学习，还应该接受专家的督导。
   “专家意见稿”提到的辅导期，在笔者看来还是为时太短。即使每天接受辅导，三个月的辅导所取得的进步，可能无法达到每周二次、持续一年辅导的收获。笔者建议采纳国际已经成型的辅导模式与辅导经验。
   无论如何，辅导令的实施是需要做许多准备的。辅导令的实践必须走在前面，当反家暴法出台时，才有可能尽快在全国落实。所以，笔者呼吁“辅导令”可以在反家暴法出台前先行一步。就像有地方法院在“保护令”“限制令”“告诫令”上先走一步样一样，我们也期望有地方的公安机关或法院，做先行者，率先颁布辅导令。
   (作者为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联合国“联合起来制止侵害妇女的暴力行为”男性领导人网络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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