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创新驱动发展与知识产权法治的升级（四）

四、全球化、地域性与国家利益的关系 　　在知识产权保护中，加强保护是方向和趋向，我们要瞄准目标前进，向先进和主流靠拢，但同时要把握好我国创新和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把握好方位，不搞理想化和一步到位，不把未来和趋势当成现实，所以要“分门别类、宽严适度”。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加强保护、分门别类、宽严适度”的司法保护政策，就是以此为背景和基础的。
　　（一）加强保护的辨证性与复杂性
　　知识产权制度是个矛盾体，既是激励创新的利器，又会阻碍创新。如斯蒂格利茨所说：“如果不很好地设计知识产权制度，成本就会高出收益。事实上，知识产权制度如果设计不当，甚至会阻碍创新。现今美国的问题就是它的知识产权制度妨碍了创新。在美国，这种情况很普遍，对此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于对美国知识产权制度进行改革的争论。”［20］因此，立法者需要限定权利范围，把知识产权关在“笼子”里，以趋利避害；执法要具体划清权利边界，对于权利的保护不受越宽越强越好，而是要在依法的前提下，要以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促进创新为目标，尽可能做到恰如其分和宽严适度。
　　我们需要接受国际主流的知识产权规则， 这主要是从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趋向和当今知识产权国际保护需求角度来说的。这一问题也不能简单看待和处理。首先，所谓的主流规则乃是国际上比较公认的先进规则。美国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上有很大的主导性和话语权， 但主流规则并不必然是美国规则。美国一些先进的规则可以借鉴，但一定注意甄别，不能囫囵吞枣式地接受，盲目地认定美国的规则都是好的和先进的。如上所述， 并非美国的所有规则都是好的。“在世界知识产权协议（TRIPS）影响下，很多国家正在采用美国式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但这种制度不仅难以适应美国的情况，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不适用，特别是美国自己都还在适应阶段。”［21］对此要高度关注。其次，国家利益是最高的衡量标准。我国知识产权制度一定要符合我国实际和具有发展导向。“每个国家必须有一个能够适应自身实际的知识产权制度。这个制度必须调整成本和效益之间的平衡，而具体的方法则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知识差距。而如果知识产权制度设计不当，就会使得缩短差距的目标更难以实现。”［22］这些主张是超脱的和有道理的。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设计应当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促进我国创新和发展。再次，除条约的刚性约束外，可以借鉴其他先进的主流规则，但在操作细节和具体实现上不必亦步亦趋，要根据我国国情和实际具体适用，不作绝对的或者量化的中外对比和衡量。例如，我国侵犯知识产权的赔偿数额日益提高， 但不宜简单与美国相应的赔偿数额相对比，而既考虑国际趋势，又考虑我国的情况。
　　（二）全球化与地域性
　　经济全球化并非知识产权规则的完全一体化。“当前，市场已经或接近实现全球化，但是，世界仍然围绕主权国家运行，各国政府拥有设立市场条款的权力，不管是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都要受其影响。我们将会看到，有些时候，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都能相当成功地抵制全球化核心所在的市场力量， 尽管他们自己往往要为此付出相当巨大的代价。”［23］为尽量减少代价，我们应当积极参与全球化，但与全球化关系不大、我们独具特色的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仍然根据根据我国国情和实际进行处理，而不是盲目的不加区别地加贴全球化标签。对于一些纯粹贸易性的知识产权规则， 我们应当尽可能遵循全球化标准；对于我国创新发展的特殊需求，一定要充分考虑。
　　知识产权保护是依照我国法律进行的，地域性是知识产权法律的重要原则。我们需要借鉴国外有益经验，但其他国家的做法不符合我国实际时， 我们无需人云亦云，也不能人云亦云。该创新的时候就要创新，法理同样是可以创新的，也需要走自己的路。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我们照样可以走，不能因为别人没有走过就不敢理直气壮和没有底气。当然，创新性保护一定要符合我国实际，有利于我国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以及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繁荣。这才是衡量我国能否创新性适用法律的根本标准。
　　（三）国情实际与中国特色
　　对于一些民族性和国情色彩浓厚的领域， 或者一些特殊的中国式问题，需要坚持独具一格的中国式处理，不盲目与其他国家一致或者寻求国际标准。换言之，我国有特殊的历史、文化和国情，也必然有特殊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必须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按照我国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涉及履行条约义务及其他国际保护问题， 而仅仅是如何适用我国法律以及用我国法律解决我国自己的一些特殊问题。尤其是，由于这些问题的特殊性，国外的类似做法要慎重借鉴，一定要看到貌似背后的实质性差异， 不宜以简单类比现象和结论的方式囫囵吞枣式借鉴国外做法； 确因本质上的差异不能借鉴的，理直气壮和敢为天下先地做出我们自己的裁决。比较法固然有益和重要， 但一定首先要与我们的实际相结合，不能脱离实际地进行比较和借鉴。
　　例如， 近来涉及中文字库的著作权保护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仅就字库中的单个汉字能否具有可版权性，争论尤为激烈。不少人举出国外不保护此类字体的例子，主张我国也不应该给予保护， 且主张给予保护还会影响文化传播等等。但是，我国汉字具有独特性，与西方文字差别很大，对于中文字库中的单个字体能否保护，一定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同时考虑产业政策等因素。一些法院对此持肯定态度，选择了中国式处理。这种以中国式思维处理中国特殊问题的方式，是必要的。存在决定意识，也决定着我们的保护态度。
　　再如，“贴牌加工” 涉及的商标侵权问题一直争论较大，近年来争论尤其激烈。被贴牌的商标标志与在中国注册的商标有冲突（相同或者近似），但被贴牌的商品并不在中国境内销售， 而全部销往中国境外。争议的焦点是“贴牌”行为是否构成商标使用，从而构成商标侵权。从法理上说， 商标使用是指商标被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用途，［24］被“贴牌” 的商标标志在中国市场内不产生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也就不能认定为商标使用行为。此种情况下附加商标标识只是具备了商标使用形式， 但商标权具有地域性，而不具备在中国境内“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性要件，此类行为不能认定为中国境内的商标使用行为。从政策上讲，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和加工贸易大国，“贴牌加工”是我国制造业和加工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将“贴牌”行为认定为商标侵权，不利于我国企业承接加工贸易业务。也有人提出，贴牌加工并不存在自主品牌，保护此类“贴牌”行为并不有利于我国加工业的转型升级和自主品牌建设。其实，我国加工贸易是分层次的，不可能都是高端的和有自主品牌的加工制造， 转型升级也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不同层次的加工制造满足不同的经营需求，且加工制造由低端向高端发展、低端为高端提供积累和条件也是一种重要的发展路径。此外，认定“贴牌”行为构成商标侵权，也是部分加工制造业转入其他一些国家的原因之一。因此，不认定“贴牌”行为构成侵权，有利于为我国加工制作业发展营造宽松的环境，满足加工制造业发展的多样化需求。也有人在法理上进行比较，认为欧美发达国家没有或很少有“贴牌”加工的商标侵权案例，甚至据此认为我国认定不构成侵权不符合国际做法。多年来发达国家奉行产业转移政策，其加工制造业（尤其是低端加工制造业）转移到东亚等发展中国家。当然，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发达国家逐步重视高端制造业，但这些国家早已有众多和完善的自主品牌体系，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不涉及类似中国这样的“贴牌”问题。因此，“贴牌”行为定性上进行这样的国际比较不具有任何经济基础和可比性。
　　总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之上，面对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的国际环境和我国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内实际， 我国知识产权法治升级要统筹兼顾，既保持先进性和前沿性，又符合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国情实际，总体上朝着更加现代化和法治化的方向迈进。
【注释】
[1] 李岚清：《突围———国门初开的日子》，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68页。
[2] 刘敏学：“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草案）》的说明”，在1993年6月22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3] “使中国融入全球体系将增加中国的既得利益，促使中国遵守国际规则，将强化中国对外贸易、服务、投资、技术与信息的依赖性。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将逐渐强化，到最后，一旦哪个国家单方面违背国际义务，将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参见李光耀：《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蒋宗强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页。
[4] 参见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宋柳平在上海知识产权局第七次专家咨询会上的发言，载上海市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编：《知识产权专家评论》第12期（2011年9月16日）。
[5] 蒋惠岭、黄斌编译，“美国联邦司法发展战略”，载《人民法院报》2012年9月14日。
[6] ［美］理查德?波斯纳：《法官如何思考》，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页。
[7] 这种类似情况在其他国家也会存在。如在本世纪以来的美国专利改革及相应立法中，“我们能够预测到那些针对特地产业的严肃的立法调查以及可获得的回应并不常见，即便出现也难以达到预期目的。”参见［美］丹稬.伯克，马克稟.莱姆利：《专利危机与应对之道》，马宁、余俊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6页。
[8] European Scrutiny（2006）,Criminal Measures to Enforc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31st Report,available://www.ipo.gov.uk/scrutinyreport.pdf.转引自李轩：“关于知识产权实施的十大误区”，参见李轩、卡洛斯稭?柯莱亚编：《知识产权实施：国际视角》，李轩、张征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第29页。
[9] European Parliament,2007.“TRIPS协定要求政府必须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处以刑事处罚，实乃一大误解。”转引自李轩：“关于知识产权实施的十大误区”，参见李轩、卡洛斯稭?柯莱亚编：《知识产权实施：国际视角》，李轩、张征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第29页。
[10] 参见“美国发布知识产权报告中国再入重点观察名单”，载《经济参考报》2012年5月3日。
[11] 同注[4]。
[12] 李轩：“关于知识产权实施的十大误区”，参见李轩、卡洛斯稭?柯莱亚编著：《知识产权实施：国际视角》，李轩、张征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年版，第20-21页。
[13] 翰宁?格罗斯?鲁斯汗：“重新界定利益相关者的职责：独占权之外的知识产权实施”，参见李轩、卡洛斯稭?柯莱亚编：《知识产权实施：国际视
角》，李轩、张征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第36页。
[14] Cornish,William R.(1999),Intellectual Property:Patents;Copyright,Trademarks and Allied Rights,London:Sweet & Maxwell. 转引自李轩：“关于知识产权实施的十大误区”，参见李轩、卡洛斯稭?柯莱亚编：《知识产权实施：国际视角》，李轩、张征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第22页。
[15] South Centre,2008,转引自李轩：“关于知识产权实施的十大误区”，参见李轩、卡洛斯稭?柯莱亚编：《知识产权实施：国际视角》，李轩、张征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第23、24页。
[16] 同注[13]。
[17] 同注[12]，第22页。
[18] 同注[12]，第31页。
[19] 张勤：“析知识产权规则国际化”，载《知识产权》2011年第10期。
[20] ［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新发展模式”，载王梦奎主编：《迈向新增长方式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
[21] 同上注，第27页。
[22] 同注[20]，第27页。
[23] ［美］罗伯特?夏皮罗：《下一轮全球趋势》，刘纯毅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页。
[24] 2013年8月修订的《商标法》第48条规定：“本法所称商标的使用，是指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新《商标法》关于商标使用的规定，应当为解决涉及“贴牌加工”商标侵权的法律适用争议问题提供了新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