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社会保险制度安排制约着社会保险筹资模式。社会保险税要求社会保险制度安排一体化，而社会保险费则可以根据不同的制度安排来征集社会保险资金，对社会保险统筹层次的要求亦不似社会保险税。我国目前的客观情况是不可能实行一体化的社会保险制度，如养老保险就肯定会针对职工、公务员、农民等设计不同的制度，再如是将数亿工业劳动者统一纳入工伤社会保险还是让工伤社会保险与商业性的雇主责任保险并存仍需探讨，其他社会保险项目是否将劳动者全部纳入一元化的制度范围亦是一个大问号，在社会保险制度安排并非一元化的条件下，征费改成征税便缺乏可行性;再如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如果将工伤、生育、疾病保险等统筹到省级乃至全国的层次，其结果就可能导致保险待遇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脱节，因而亦有着商榷的必要。

　　第五，国家的财政调控能力制约着社会保险筹资模式。如果国家财政实力雄厚，财政调控能力强，通过征税方式将社会保险资金统一纳入国家财政范畴则具有可控性;反之，如果国家财政实力薄弱，财政调控能力弱，一旦将社会保险资金作为税收并纳入财政范畴，则完全可能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与冲击。如果采取征费方式，即让社会保险资金在财政体外循环，则社会保险管理部门将构成为社会保险资金的第一责任者，而政府财政则构成为第二或最终责任者，第一责任者的存在事实上可以起到控制风险、过滤责任的作用，从而成为减轻政府财政直接责任的重要环节。

　　此外，国有单位中老年职工的养老金补偿、中央与地方社会保障职责的划分、现有社会保险制度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以及目前社会保险制度统筹层次低、不同阶层的利益分歧大，等等，均是社会保险费改税的不容忽略的现实制约因素。

　　四、政策建议：认真研究，审慎决策，社会保险费改税缓行

　　基于前述分析，用社会保险税取代社会保险费，至少存在着如下问题：一是目标模糊，是重新确立社会保险制度还是为筹资而改变筹资方式，并不明确;二是条件不成熟，即制约因素甚多，一旦以税代费必然遇到新的阻力与问题;三是技术障碍甚多，如税种设计、征收范围、征收标准、征管机构、部门衔接等等，每一个问题若得不到妥善处理，均可能给本来就困难重重的社会保险制度带来新的伤害;四是预期效果具有不确定性，而社会保险制度在客观上已不允许再经历重大的波折;五是与国外社会保障改革、发展趋势不相吻合，因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趋势均是促使社会保险基金与国家财政保持一定距离甚至完全分离，以增强社会保险制度的自我平衡能力和劳动者自我保障能力，同时避免给政府财政带来难以预料的冲击。

　　从现实出发，我认为较为理性的政策建议是如下三项：

　　第一，认真研究。即以国际社会为背景，以中国现实国情及其发展趋势为基本出发点，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标尺，以两分法为基本手段，继续对社会保险制度模式及筹资方式进行认真研究，同时客观评价社会保险费与社会保险税，明了两者差别，比较两者优劣，全面把握社会保险费与社会保险税所适应的社会保险制度模式及其制约因素。

　　第二，审慎决策。在以统帐结合模式为基本特征的新型社会保险制度正在确立之中的背景下，再对社会保险资金的筹集方式进行重大变革，必然对现有制度模式及其走势产生极为重大而复杂的影响。因此，不能简单否定征费的优势，不能低估征税可能遇到的阻力及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对费改税问题缺乏全面而充分的论证，并难以肯定费改税后的效果一定大于改革前的效果且潜在风险能得到有效控制的条件下，决策部门不宜匆忙决策;否则，就可能埋下隐患或导致事倍功半甚至前功尽弃的后果。

　　第三，费改税应当缓行。基于新的社会保险制度模式已逐渐深入人心，占主体地位的养老、均采用统帐结合模式，以及维护政府形象及信誉乃至其他诸现实因素的制约，均决定了即使国家确定社会保险税是社会保险费的改革方向，目前也应当缓行。即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努力发展经济，努力促使国有企业解困，努力强化社会保险费的征缴，同时扩大财政支持的力度。

　　五、基本结论

　　如果我们不是想改变正在确立中的社会保险制度模式，便不要匆忙的轻易改变社会保险的现行筹资方式，因为国外的实践已经证明，征费与征税的效果应当是一致的，我国目前所遇到的社会保险费征缴难并非是采用征费方式造成的，而是客观经济环境、立法与执法力度以及历史欠帐未能有效化解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如果我们想改变社会保险制度的现有模式则又当别论。

　　现阶段的社会保险工作，应当是在努力促进经济发展状态好转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征费方式。包括：一是尽快颁布《社会保险法》，用法律形式明确规范社会保险费及其征缴，它的法律效力与单独制定专门的社会保险税法应当是完全一样的;二是强化征收手段，建议社会保险部门与其他执法系统联动配合;三是严格处罚措施，对有能力缴费而不缴或迟缴者依法处以罚金，甚者可采取司法手段加以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