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贯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达致司法工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是法院面临的新的时代性课题。本文以个案为基础，动态地分析了不同的案件审理思路及其相应的效果，以期对司法实践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有所裨益。

　　[关键词] 法律效果 社会效果 法治理念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强调，人民法院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坚持司法工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近年来，随着我国个人权利意识的兴起，公民根据宪法和法律争取和维护个人权利的热情空前高涨，司法领域出现了众多围绕新兴权利的案件。[①]与新兴权利诞生伊始所特有的眼球效应有关，此类案件的审理往往能够引起社会公众包括众多学界人士的关注，因而也加大了司法审判的难度。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达致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成为司法工作者面临的一大难题。本文尝试从阳光权案入手，将该案的处理放到维护社会稳定、社会和谐、社会公平和正义中去考虑，动态地分析了司法工作如何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一、对法律效果的追求：撤销判决

　　某市文化大厦项目，系该市重点工程项目之一，工程造价5000万元。该项目建成后部分将用于该市文化局的拆迁安置。2004年5月，该市规划局向开发商某建筑公司核发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05年3月20日，位于工程附近的住宅小区内23位居民认为该工程项目的建筑对其日照将产生严重影响，遂以规划局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为由，向当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被告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在行政案件审理期间，该工程的建设项目暂停施工。法院在受理案件后，将建筑公司追加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本案原告所主张的阳光权是一项新兴的公民权利，它是指公民有获得并充分享受阳光的自由，在性质上隶属于公民环境权的一部分。阳光权对于公民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他们的人身健康，更为重要的是阳光权是以充分享受自由的象征出现的。勿庸置疑的是，原告提起行政诉讼原因在于对其所享有的阳光权受到侵害的现存状态不满，力求提请法院予以保障。从原告的诉讼理由来看，该案的关键问题在于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如果被告具体行政行为合法，那么，原告的诉讼请求将被驳回;相反，如果被告具体行政行为违法，那么，该具体行政行为将面临被撤销的命运。《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了撤销判决的适用情形：1.主要证据不足的;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3.违反法定程序的;4.超越职权的;5.滥用职权的。根据该条规定，反观本案中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以发现，该具体行政行为在适用法律法规方面存在错误。

　　具体而言，与本案所争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关的规范性文件有两个：一个是当地的《城市规划管理条例》规定，“一般建筑之间的间距，除符合消防要求外，还应考虑日照、通风、绿化、视线等要求。居住建筑的日照间距为：(一)南北朝向时，在旧城区，间距与南面的建筑物地面至檐口高度的比例不小于1：1.2”。另一个是当地的《城市建筑管理技术规定》规定，“高层建筑(含高层建筑群)与居住建筑的间距，按下列规定确定：1、保证受遮挡的居住建筑(包括高层多层低层)的居室大寒日满窗日照有效时间不小于二小时。”在本案中，该工程项目的规划符合《城市规划管理条例》中有关居住建筑的日照间距的要求，但却违反了《城市建筑管理技术规定》中“大寒日满窗日照有效时间不小于二小时”的规定。被告依据《城市规划管理条例》作出了具体行政行为，却没有援用《城市建筑管理技术规定》的相关规定。因此，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没有援用应该援用的规范性文件，属于适用法律、法规错误。

　　如果本着严格遵循法律条文、力求法治的形式合理性这一案件审理思路，法院应当依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予以撤销。如此以来，案件审理的法律效果是达到了，但社会效果如何呢?法律条文背后所依存的合理性依据、政治道德基础和社会文化基础是否依然存在?这就要求我们不得不从社会效果的角度重新审视上述的分析思路。

　　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进行分析，原告要求撤销被告具体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将带来如下三个方面的成本：一是工程建设已经投入的成本;二是政府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所耗费的行政资源;三是拆迁单位因无法按时回迁所要遭受的损失。撤销具体行政行为带来的收益是对原告阳光权的保障。量化的成本和收益或许更能说明问题，在本案中，工程项目造价5000万元。虽然撤销具体行政行为带来的实际损失要低的多，但撤销所带来的成本无疑也是巨大的。而该具体行政行为给原告带来的成本每户只有2万元。[②]因此，撤销被告具体行政行为给个人利益带来的收益要明显小于其对公共利益的损害，这与其说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倒不如说是一次代价昂贵甚至有点奢侈的公共资源浪费。

　　更为重要的是案件的示范效应不仅会导致滥诉，而且将给经济建设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作为裁判，有这样的情形，即个别的看具有妥当性，但纵览全体，考虑对与之相同的事例进行裁判是否可行之后，认为不具妥当性。这种情形，同样必须体面地打住!”[③]这就要求审理案件时要考虑案件判决所将带来的示范效应。本案所涉及的问题具有典型意义，因为土地资源的紧缺一直都是现代城市建设、旧城改造过程中的瓶颈。这就要求新的建设项目在进行规划设计时，必须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同时又必须考虑到周围复杂的环境因素，避免给周围居民住户的个人利益带来损害。在这个过程中，难免出现二者不能兼顾的情形，而且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如果法院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那么，众多处境与原告类似的公民将会不断提起行政诉讼，这不仅导致法院审理案件的压力增加，导致诉讼资源的巨大消耗;而且，出于对诉讼的顾虑，开发商将放慢投资的步伐，政府规划部门将死守“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行政心态，城市建设、旧城改造将举步维艰，必然影响到经济发展的顺利进行。

　　由此可见，单纯追求法律效果，而忽视社会效果的案件审理方式不能实现社会利益最大，悖离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有关服务大局的要求。

　　二、对社会效果的追求：维持判决

　　既然撤销具体行政行为不能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那么，维持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可行呢?权利的纷争只是诉讼过程的表象，实质则仍然是利益的分配与确定——“权利”为“利益”而存在，“权利”本身就内含“利益”的观念在内。正如日本现代著名宪法学家和行政法学家美浓部达吉教授所言，“一切的法，皆为保护人类的利益而存在，离开利益的要素，则法的现象不能存在。”[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