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港酒店答辩称：1.金信中心没有领取《金融业务许可证》，也没有办理工商登记手续，领取工商营业执照，是一个非法成立的机构，不具备从事金融业务的主体资格。金信中心与东港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是无效合同。2.借款合同无效，抵押担保也无效。郑建华在没有星港酒店法定代表人签字授权的情况下，利用其掌管酒店公章的条件，出具两份《不可撤销抵押担保书》，不是星港酒店的真实意思表示。此外，星港酒店委托代理人在本院再审庭审中提供两份《不可撤销抵押担保书》的原件，答辩称，两份担保书的落款日期是1993年元月12日和1993年元月21日，上面盖有“防城港星港假日酒店”和“星光海鲜酒楼”的公章，当时星光酒楼还未成立，抵押财产清单上的财产当时根本不存在，不可撤销抵押担保书和抵押财产清单都是虚假的。对无效抵押担保，星港酒店没有过错，不应承担合同无效的民事责任。

　　本院认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区分行《关于同意设立防城港金融市场的批复》，防城港金融市场是经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区分行批准成立的全民所有制金融机构，是防城港人行的直属事业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区分行颁发了《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书》。金融市场下设三个分别核算的中介金融机构，其中资金拆借中心的经营范围包括“办理本地和跨地区同业短期资金拆借”。2000年9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条法司在答复本院咨询的复函中明确回复：“金信中心是经中国人民银行防城港分行批准设立的、资金拆借中心的下属事业单位，不必办理工商登记。资金拆借中心、金信中心批准成立时，所在防城港区并未实施事业单位法人登记制度，不存在编制列入编委的问题。金信中心经资金拆借中心授权，可以办理短期资金拆借的短期资金周转业务”。据此，应认定金信中心具备从事资金拆借业务和短期资金周转业务的主体资格。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银传（1993）75号文件《关于继续纠正和清收违章拆借的几项政策规定》中也规定：“加强对未收回拆借资金的风险管理，确保资金的安全，对那些可能有风险的资金，尤其是直接拆借给非金融机构的资金，要重新核查手续的合法性，没有办理担保抵押的要补办担保抵押”。可见，在清理整顿中，对于直接拆借给非金融机构资金的行为要重新核查手续的合法性，补办担保抵押，不是一概以无效的原则处理。中国人民银行有权根据当时清理整顿金融秩序的情况作出相应的政策性规定。防城港人行的下属金信中心与东港公司1993年元月12日签订的资金拆借合同，是借贷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应确认有效。金信中心1993年元月21日与东港公司签订协议书，除对借款利息的约定违反了国家金融法规规定无效，应依照国家规定的借款利率计算利息外，协议书的其他条款及担保条款应确认有效。郑建华作为合资一方的香港森发贸易公司的代表、星港酒店的总经理以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作抵押担保属职务行为，应认定有效。星港酒店委托代理人在本字再审庭审中提供两份《不可撤销抵押担保书》的原件，上面盖有“防城港星港假日酒店”和“星光海鲜酒楼”的公章，意在证明当时“星光海鲜酒楼”尚未成立，两份《不可撤销抵押担保书》是后补的。而原告防城港人行起诉时提供的两份《不可撤销抵押担保书》的原件，上面均只盖有“防城港星港假日酒店”的公章，且该两份原件经一、二审庭审质证，星港酒店均未提出异议，应当作为本案有效证据采信。星港酒店委托代理人在本院再审庭审中提供两份《不可撤销抵押担保书》的原件，与防城港人行举证的原件不一致，丧失证据效力，本院不予采信。星港酒店出具的不可撤销抵押担保书均已加盖公章，该财产抵押并不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抵押担保关系成立。星港酒店辩称，四份抵押清单均为星港酒店为避免星港酒店、星光酒楼的财产被外地法院扣查于1994年5月30日补办的，大部分财产在93年元月份尚未购置。由于两份担保书都承诺“以本担保书开具后所续进财产一并列入抵押。”后续进财产的清单都经盖章确认，因此，即使在93年元月份尚未购置，直至94年5月30日后续进的财产也应列入抵押财产内。郑建华自愿用其个人的全部财产对东港公司借款未还部分的本金、利息承担保证责任，应确认其保证有效。星港酒店、星光酒楼及郑建华为东港公司的借款提供财产抵押和保证，因东港公司破产，已不能归还所欠防城港人行借款本金及利息，依法应由抵押人用抵押财产清偿，由保证人郑建华用其所有财产承担保证责任。据此，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原二审判决并无不当，再审判决认定借款合同无效，星港酒店和星光酒楼不承担担保责任不当。防城港人行申请再审的理由成立，应予支持。依照《借款合同条例》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九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