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也的确有人认为，应将贷款诈骗的整个过程综合考虑：虽然以诈骗方法获取了贷款，但如果按约定的用途使用贷款、并能如期归还，或按约定的用途使用贷款、不能如期归还，或不按约定的用途使用贷款、但能如期归还，均不能认定为贷款诈骗罪。对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

    如前所述，杨某贷款诈骗犯罪在第一阶段已即遂。犯罪即遂以后，行为人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就是受到刑事惩罚、返还非法所得，是无可选择和逃避的；如有犯罪以后的良好表现（法律的、道义的），仅只能作为量刑时从轻或减轻判处的情节。比如劫富济贫、大义灭亲等，行为人的动机很美好，但任何一个法制社会都不会赋予其合法性。任何已即遂的犯罪，还能有什么因素影响其犯罪认定呢？以此强调，杨某的犯罪在第一阶段已告结束、即遂，不必为其第二、第三阶段的任何表现所迷惑；如以第二、第三阶段的良好表现（法律的、道义的）来否定其犯罪，那么任何人都可凭着一个美好的愿望或动机，从金融机构诈骗出贷款；造成的后果，就是国家对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秩序变成一纸空文、在金融机构占有下的公共财产的安全也得不到保障？这显然不符合“贷款诈骗罪”的立法本意，我们又怎么来合法、准确地认定和打击该类犯罪，又怎么建立法制社会的良好秩序？

 杨军